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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诉讼调查令制度运行及完善路径 　　【摘要】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诉讼证据的收集和调取规定了当事人自行调取和法院依职权调取两种方式。但实践中因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运用较少，而当事人自行调查取证又因缺少程序保障而困难重重。近年来，全国各地方为解决调查取证难题而纷纷探索建立了调查令制度。但是由于缺少顶层设计，各地对调查令的性质认识不清，所作规定不统一等原因，该制度并未普遍推广和适用。因此有必要厘清调查令相关的理论问题，探索进一步完善调查令制度的路径，为调查令制度纳入立法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关键词】调查令证据调查令立法支撑司法强制力 　　一、调查令制度运行现状及评析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于调查令并无明确规定。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基础上在《关于认真贯彻律师法依法保障律师在诉讼中执业权利的通知》中首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民事诉讼中积极探索和试行证据调查令的做法，并认真研究相关问题，总结经验。”近年来，各个地方关于调查令制度的探索尝试也从未停止。但目前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的有关调查令的规范制度，这为调查令全国推广和跨行政区域适用带来了挑战。在研究典型省份的调查令制度基础上，笔者认为现行调查令制度运行存在以下问题： 　　（一）调查令的性质不明 　　调查令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时，因收集证据受到客观情况阻碍，而向法院提出申请，经法院审核后签发给持令人，由持令人向被调查人收集证据的法律文书。[1]各地方对于调查令的命名各有不同，有的直接命名为“调查令”，有的称之为“法院调查令”或“律师调查令”。这些名称的不同反映了规则制定者对于调查令本身的性质认识不明确。笔者认为，现行调查令应当界定为一种除当事人自行收集证据和法院依法调取证据之外的第三种方式，其本质是“一种具有司法强制力的证据收集方式”。该令状所针对的对象并非是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抑或是证据持有第三方，而是证据本身，持令人是作为法律的代理人收集证据，而不是作为法院或当事人的代理人。基于此，当事人均双方享有同等的对诉讼证据强制收集的申请权利。而一旦程序启动，其实现便受到司法强制力的保护。因此，笔者认为调查令应当命名为“证据调查令”更为为贴切。既体现了调查令的对象是对证据本身，又与三方诉讼主体无涉，体现客观中立性。 　　（二）调查令制度运行缺乏立法支撑 　　目前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于适用调查令无任何规定。由于缺少全国立法层面的顶层设计，我国律师调查令在制度设计和个案实践中，呈现出“各自为政”的状态。这种“割据”状态会遭遇困难与混乱。[2]不同地区的调查令在申请主体、适用范围和适用阶段上的不同，使得在办理全国性诉讼案件和跨区域诉讼案件时运用证据调查令收集证据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不仅律师和当事人申请证据调查令的请求可能被驳回，被调查单位或第三人也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无所适从。 　　（三）调查令申领程序和审查标准没有统一规定 　　对于证据调查令申请主体，各地标准也不尽一致。例如重庆市高院规定调查令只能由代理律师申请，持令人也只能是代理律师。而浙江省高院则规定调查令除律师外可以签发给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申请条件方面，对于在哪些情形下可以申请证据调查令，各省也有不同规定。最关键的是对证据调查令的申请，法院应当如何审查，是仅对形式上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作出判断，还是对拟收集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进行实质审查，各地规定均不明确。 　　（四）制度运行缺少强有力的法律制裁措施 　　证据调查令制度得到良好的贯彻执行并发挥应有作用，有赖于建立强有力的责罚体系。根据北京市顺义区法院2016年以来施行证据调查令的情况，截止2017年8月，该院共签发证据调查令42件，其中被调査人配合调査的37件，拒绝率为12%。[3]可见，虽然调查令制度试行以来在取证成功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被拒绝的情况仍不少见。而各省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证据材料的单位和个人规定了不同程度的法律后果，有的甚至规定被调查人和单位拒不配合时，可由“法院亲自实施调查取证”，使得证据调查令没有任何强制力可言，其实施效果当然受限。 　　二、我国证据调查令制度的完善路径 　　（一）在民事诉讼立法层面对调查令制度予以确认 　　因为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对于证据调查令制度并无相关规定。全国各省市地方探索出台了各种实施办法、细则、若干规定，显得十分庞杂。考虑到各省试点已较为成熟，立法机关应当考虑将证据调查令纳入民事诉讼立法。同时配套以相应司法解释或实施细则，将其确立为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从而保障调查令制度在全国的统一实施。 　　（二）进一步细化调查令适用有关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