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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发展研究 　　摘要：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城市发展质量、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城乡一体化质量三个方面，选择19项具体指标构建城市化质量指标体系，通过协调模型测算了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的协调度。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城市群协调性逐渐增强，但空间上呈现“中部凸出，周边凹陷”，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未来发展中，保证区域中心城市协调，适当向落后区域倾斜，发挥区域内三大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使城市化水平和质量协同并进，相得益彰。 　　关键词：城市化水平城市化质量协调型长江中游城市群 　　一、引言 　　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包含社会空间的复杂过程，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地理布局等方面[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2017年城市人口达到8.13亿，比1978年增加6.41亿，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由17.92%上升到58.52%，年均增长率为3%。当前我国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五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城镇人口远超一些国家的总人口，中国城市化40年是人类历史的奇迹[2];然而城市化的进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社会问题共生、社会危机叠加，城市风险化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3]。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就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城市化发展目标就是要实现城市化水平与质量稳步协调上升，实现城市化的健康有序发展。2016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提及，我国“十三五”期间的主要目标就包括明显改善城市化质量，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在此背景下，城市化质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保持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化的“质”和“量”协调关系问题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 　　学术界对城市化质量研究主要涉及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城市化协调发展问题。在城市化质量体系构建上学术界没有统一标准，早期学者们主要关注于城市化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4-5];有学者针对我国城市化进入上升期，从城市化的代表内容和终极目标，即城市发展质量和城乡一体化出发诠释了城市化质量，并对提升城市化质量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给出对策[6];也有学者直接将城市化质量细分为经济发展质量、居民生活质量、社会发展质量、基礎设施质量、生态环境质量等因素[7];近年来，城市化质量指标体系更加多样，有将要素利用效率、可持续发展能力添加到城市化质量范畴[8];也有将社会负担系数和科教文卫支出占gdp比重归纳为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添加到城市化指标体系[9]。在城市化协调研究中，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比如人口与土地城市化之间的耦合协调[10];经济、城市、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11];另一方面是其他系统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的协调，比如森林生态承载力[12]、生态文明建设[13]、基本公共服务[14]等外在因素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的协调。当前城市化研究文献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构建城市化质量指标体系时，对城市化质量定义不清，在城市化关键因素——人口城市化的子系统中，有的文章没有体现，有的体现过少，没有系统的反映出城市化的核心是“人”这一原则;二是在城市化协调研究中，很少涉及到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质量的协调分析。而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质量是城市化进程的两个方面，两者的协调推进关系着城市化可持续健康的发展。 　　当前我国城市群承载城市化的格局正在形成，城市群已经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核心区和增长极。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我国重点发展的城市群，是我国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中心区域，关系到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和“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的建设。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建立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质量协调关系的评价模型，对2007年以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质量关系进行综合测度，反映城市群城市化的发展状况以及内部差异，为长江中游城市群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理论借鉴，推动城市群协调健康稳定发展。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测度方法 　　当前城市化质量评价方法有很多，主要包括主成分评价法、动态因子法、灰关联聚类法和均方差权值法等。为了凸显评价过程中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减少因主观因素带来的误差，本文采用熵值法对城市化质量指标体系进行赋权，据此计算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发展质量。 　　（二）协调发展模型 　　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质量是城市化过程的一体两面，两者相互关联，其协调发展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体现区域城市化发展的真实水平。本文用以下协调模型[15]来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质量状况。 　　（三）数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