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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摘要】基于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份（排除西藏）的平衡面板数据，从银行部门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民间投资四个维度衡量金融发展，并进一步引入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研究在环境规制的协调作用下，金融发展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整体金融发展并不能显著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同来源的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不同：银行部门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作用，证券市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不显著显著的负作用，民间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不显著的正作用;除了股票市场以外，环境规制始终能正向调节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关键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交互效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地发展，实际gdp显著提高，截止到2018年，我国的实际gdp高达九十万亿人民币，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主体，然而随着这种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中国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视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环境规制刺激企业技术创新与效率也加大了企业成本，与此同时，企业需要依赖外部金融机构缓解内部融资压力。因此只有正确认识金融发展、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改变金融市场的不足与缺陷，优化金融市场体系，有效地发挥其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减少交易成本和降低流动风险的功能，进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波特效应”的步伐，对我国经济的绿色增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相关文献梳理： 　　董直庆王林辉（2007）运用状态空间模型测度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弹性时发现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产出弹性系数都为负，陈志刚、郭帅（2012）中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通过提供有效的风险分散与流动性供给，以及改善信息不對称及其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可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进步，进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李健、卫平（2015）等人利用2000-2012年中国省级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广义估计方法从规模和效率两个维度衡量金融发展并证实了金融发展通过技术进步效应而非技术效率增长效应显著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同时由于我国信贷歧视的现状，通过引入民间金融发展规模度量金融发展的缺陷程度，研究发现民间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对促进效应明显高于正规金融体系。陈晔婷、朱锐（2018）基于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研究发现中国金融结构对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效果显著。“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在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相比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而言，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各阶段之间的关系有助于采取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关于环境规则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综合国内外研究综述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类：第一类认为环境规制和环境质量二者不可兼得，即环江规制会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陈超凡（2016）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36个行业的数据，运用基于ml生产率指数及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倒退且不具收敛特征，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未越过“波特拐点”。第二类认为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不确定关系。王杰、刘斌（2014）利用1998-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在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符合“倒n型”关系。陶长棋、琚泽霞（2016）利用1995—2011期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价值链理论分析视角，通过建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技术开发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即环境规制与技术开发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并且金融发展可以降低环境规制的门槛值。第三类认为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叶祥松、彭良燕（2011）在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时发现虽然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但随着各省环境规制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显著提高。李玲、陶锋（2011）测度了2004—2008年中国工业部门中19个污染密集型产业，研究发现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的环境规制能有效地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王伟、孙芳城（2018）利用2003—2015年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分别显著地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在下游、重点保护城市和中小城市二者的交互作用加强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梳理现有文献发献可以发现：（1）国内外学者研究金融发展和绿色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