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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业银行非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内各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不断累积，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的一部分，同样面临着与日俱增的金融风险。利用2015-2017年103家城商行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对地方政府持股的制衡无法降低城商行非系统性风险;高管薪酬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城商行的非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只有较大比例地提高薪酬才能明显地降低非系统性金融风险;董事会人数的扩大有助于降低非系统性金融风险，但一味地增加独立董事人数并不能为降低非系统性金融风险带来帮助。根据实证结果，城商行有必要对高管进行激励，同时要适当扩大董事会规模，但不必刻意增加独立董事人数。国家应进一步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使城商行的股权分配趋于合理，同时应合理安排产权，完善了产权结构方能对治理结构进行改进。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地方政府;非系统性金融风险 　　doi：10.16315/j.stm.2020.01.013 　　中图分类号：f000.0文献标志码：a 　　城商行在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处于第三梯队，位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之后。城商行的前身是城市信用社，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体制、经营方式等历史原因，各城市信用社发展参差不齐，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为了规避风险，1995年国务院规定，城市信用社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允许吸收地方财政、企业入股，组建城市合作银行;1998年城市合作银行全部改名为城市商业银行。截止2017年，城商行在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显著提高了经济实力。据中国银监会数据统计，城商行营收从2016年第1季度的23.82亿元增长至2017年第4季度的31.72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重则从2016年第l季度的11.42%升至2017年第4季度的12.57%;2017年12月，全國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达317217亿元，资产总额占国内银行业资产总额的12.57%。事实上，从城商行的股权结构、发展历程以及分税制改革来看，城商行的快速发展与地方政府密切相关。 　　1文献综述 　　黄建军指出城商行成立之初，中央规定地方财政作为最大股东，入股比例为30%;单个企业入股不能超过10%;个人不能超过2%，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在股权结构中的绝对控制地位。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深化，例如2013年中国银监会令第1号以及2015年中国银监会令第2号均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城商行，地方政府的持股比例有所下降，但郑荣年指出目前城商行股权结构中，第一股东近70%仍是地方政府。姚耀军等认为从城商行历史背景和我国分权制度来看，地方政府不会轻易放弃对城商行的控制。在近20年的改革发展中，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控制力度并未实质减弱。 　　城商行由城市信用社改组而来，成立之初有大量不良资产，需要寻求地方政府帮助以摆脱历史包袱。据统计，自2002年杭州市商业银行在地方政府支持下，通过资产置换方式处置了18亿元不良资产以来，全国共有6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多种方式转换和剥离不良资产达800多亿元，其中35家城商行还获得地方财政直接或间接注资，累计近170亿元。这表明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张光利等研究发现随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施推进，地方政府经济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攀升，地方财政压力巨大。张军等认为分税制改革带来的财政压力使得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干预和控制意愿更加强烈，干预方式从直接的行政干预逐渐转为间接的隐陛干预。地方政府需要履行发展地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需要控制一定的金融资源。但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的税收渠道有限，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融资方式又受到法律方面的制约，由于我国间接融资占主导，地方政府必然寻求控制一定的信贷资金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随着国有商业银行业务的收缩，贷款权限上收，地方政府对其控制力变弱，城商行就成了地方政府信贷来源的最佳选择。同时，城商行也有着服务中小企业、发展地方经济的任务。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对城商行有着较强的控制力，两者形成了紧密的关系。 　　在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城商行在地方政府扶持下的快速发展掩盖了其内在的产权结构及治理结构不合理问题。现阶段，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地方财政困难，赵尚梅等证明了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对城商行存在着掏空行为。辛子波等认为地方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类似于此前国有银行与中央政府问的关系，地方政府出于对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考虑，需要对地方银行进行干预。但是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目标与城商行的市场化经营目标严重背离，城商行因受到过多干预而陷入困境。城商行治理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地方财政及地方国有企业占股比例大，基本决定了城商行的人事任免及经营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