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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普及化过程中供给方式的选择及影响 　　[摘要]在当前政府更多强调自身责任，努力增加政府供给水平的政策导向下，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普及学前教育政策时有必要考虑政府供给对市场供给可能造成的“挤出效应”。美国佐治亚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基于各自学前教育市场的现有结构，分别选择以公共资助和公共供给为主要方式推进州内学前教育的普及。两州都出现了“挤出效应”，其中佐治亚州的公共资助方式导致了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而俄克拉荷马州的公共供给方式导致的“挤出效应”则主要表现在服务内容和师资力量的变化上。虽然“挤出效应”并不都是消极的，但两州都采取了多种质量评价体系来积极应对引发的消极问题，以保障财政资金的充足和师资力量的提升。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学前教育经历了从公办性质幼儿园为主到随着市场化改革形成的公办性质幼儿园相对停滞而民办幼儿园发展迅速的局面，因此具有不同历史条件的地区在构建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时，应选择不同的最优发展路径，同时都应建立包括政策环境、政策实施、入园机会、教育质量等多个要素和维度在内的学前教育项目质量综合测评体系，以敦促地方政府加强对所实施的学前教育项目的质量诊断和监督，并将测评结果作为提高自身决策水平和改进学前教育项目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学前教育;政府供给;市场供给;挤出效应 　　一、普及学前教育的理论依据与供给方式 　　国内外许多对幼儿早期干预的研究显示，学前教育对于幼儿身心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1][2]而且会影响儿童之后的学业成就[3]及其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4]学前教育还可以有效地增加女性劳动力的供给，从而增加家庭收益，并可以使国家和社会有更多的优质劳动力资源，得到更多的税收收入，进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5][6][7]学前教育还可以通过教育的“起点公平”来缩小贫富差距及降低犯罪率，国家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被认为是社会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方式。[8][9] 　　儿童早期干预研究的相关成果与结论成为很多国家政府设计和制定学前教育政策的重要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发布的《教育概览2018》（educationataglance2018）中指出，学前教育的普及化已经成为经合组织国家的普遍趋势，2005年至2016年，3～5岁儿童的入园率从75%上升至85%。在此基础上，很多经合组织国家还将学前教育的服务对象延伸至3岁以下儿童，2016年，经合组织国家中约有三分之一3岁以下儿童接受了早期教育，相比于2010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目前，超过一半的经合组织国家将学前教育的管理责任提升至国家政府或地区政府层面，以强化学前教育的普及力度。[10] 　　公共产品理论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和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公共物品需要由政府来负责提供，私人物品则由市场来进行供给，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物品”的供给则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承担。[11]政府对准公共物品供给的干预方式包括直接提供、资助补贴以及制度管理等。以教育为例，直接提供是指政府的教育部门直接举办公立学校;资助补贴是指给私立学校提供资助或补贴，以购买服务等方式扩大学位的供给，或者通过给学生家庭提供资助来促进教育需求量的提高;制度管理则是政府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来促进教育的扩张或者学校质量的提高。在教育普及化的过程中，政府一方面可以选择通过直接提供的方式，举办更多的公办学校，另一方面可以选择通过提供资助或补贴的方式，促进私立学校学位的增加，以购买服务等方式来刺激整体教育供给的增加。 　　由于学前教育对于儿童家庭乃至整个国家的外部收益得到了更多地论证与认可，很多国家都将学前教育定位为“准公共物品”，并从国家层面制定儿童早期干预的相关政策，强调政府职责的同时，也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提高学前教育的供给水平，因此一个国家的学前教育供给呈现的是一种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参与的混合供给体制。根据政府和市场供给比重上的差异，理论上至少存在三种普及学前教育供给方式的政策选择：第一种是以政府直接提供公办性质的学前教育为主，市场负责满足家庭对于个性化和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需求，或在公办学前教育机构运营时间之外的儿童看护服务等;第二种是以市场提供的私立机构为学前教育服务的供给主体，政府负责“制度供给”，即制定相关准入与质量标准及退出机制，并负责监管和落实;第三种是政府提供部分公办性质的学前教育（如保障弱势群体儿童的学前教育），但会对市场提供的私立学前教育机构以资助和补贴等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其纳入到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当中，以确保进入私立机构的儿童实质上享有与公立学前教育机构同等的机会和质量。 　　二、普及学前教育供给方式的选择及影响 　　学前教育供给方式的选择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