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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包工制现象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摘要：包工制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以来，1984年国家頒布的《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提出的建筑施工企业管理层和劳务层的“两层分离”标志着我国的建筑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这种“两层分离”的拆分型劳动力使用模式一方面对于城市建设以及资本积累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通道，另一方面也为城市建设和国家发展埋下诸多隐患，这种劳动力使用模式不能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性力量。本文在论述这种用工体制的同时力图给予政治经济学的解析。 　　关键词：包工制;拆分型劳动力使用模式;政治经济学 　　在当代中国，建筑工人这个词汇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国有建筑单位的职工，而是指改革开放后进城从事建筑施工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主要是通过包工制度组织起来，不论规模大小。本文将讨论的，正是这种在当今中国高速迅猛扩张的建筑行业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劳动力组织和使用机制——包工制度。并通过对包工制度的解析探究其显示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一、包工制是拆分型劳动力使用模式的地方性实践 　　包工制是连接城市空间生产与农民工劳动力使用的纽带，而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对于工业资本的论述中提到，劳动力的使用和再生产问题是分析资本积累和利润来源的重要工具。空间的生产不仅要考虑到生物学意义上的再生产，还要考虑到劳动力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三方面。而农民工的使用需要在一个受限制的空间和时间场所进行，这种限制等同于“宿舍”。由于地理位置和空间不同，劳动力的再生产也不同，这就为资本积累和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当下包工制正是空间资本积累和转移以获得利润在中国地方实践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使空间生产剩余价值，而对空间的消费则将剩余价值以利润的形式加以掩盖。 　　在全球资本遵循最大限度获取劳动剩余价值，迅速进行资本积累的经济逻辑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控制劳动者的流动和使用方式以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目标的政治逻辑的共同作用之下，农民工面临着一种充满悖论和割裂的生存状态。“农民工”作为劳动主体，其劳动过程中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劳动力的使用与劳动力的再生产——被人为地割裂与拆分开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拆分型的劳动力使用模式。“工人”是一种职业身份，意味着城市接纳了他们作为劳动力这一职业身份进城打工以满足国家发展和资本积累的需要;而“农民”是一种制度性身份，意味着他们只是城市中临时性的劳动力，城市没有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也无需负担其长期劳动力的再生产，一旦他们的劳动力不再被城市需要，他们也就无法在城市继续生存下去。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使用模式则体现为包工制。 　　由于上述我们提到过的，包工制的运行模式是层层垫付以满足资本的积累和转移。承包商将建设任务承包给建筑公司，建筑公司则寻找的是挂名在其企业之下的建筑团队或者来自社会关系中的包工头。这样，包工头就成为施工者与承包商的中间纽带。建筑工人一般不直接与建筑公司接触，在他们眼里，包工头就是给他们发工资的人，是他们的老板。而且包工制维系的基础是社会关系，尤其是包工头和建筑工人之间，很大程度上是亲戚、街坊邻居或者同村的人。这使得建筑工人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包工头获得工作机会、工资以及解决日常劳动力再生产，这是一种无选择的选择。在制度本身并不健全且缺乏监管的建筑行业内，工人在城市中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不具备法人责任能力的包工头。 　　在包工制下，非正式社会关系在该行业大行其道，大规模替代了正式的劳动关系，这意味着建筑工人并不具备能够有效保护自身劳动权益的工具，他们任由个体包工头差遣和安排，成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包工制是拆分型劳动力使用模式在建筑行业的具体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为资本保障了劳动力雇佣的弹性、使用的弹性以及支付的弹性，使得资本的弹性积累与城市空间的生产得以低成本而高速度地顺利进行。 　　拆分型劳动力使用模式之下，农民工成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劳动力。以农民工的制度身份在城市从事工人的职业身份，使建筑工人面临着尴尬的境遇。作为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市民的各种福利，自身权益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作为工人，他们的工作又是城市不可缺少的有力助手，他们为城市化的进程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而且在他们自身也有可能忽视这一问题，只要付出劳动得到相应的工资，在他们看来以已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城市在对建筑工人劳动力的使用上“无微不至”，在对劳动力再生产的保障上却避之唯恐不及。这种拆分型劳动力的使用模式使得城市在进行资本空间积累和转移上方便快捷。对于建筑工人劳动力使用的弹性也就比较大，城市只需要支付劳动费用，以此掩盖了劳动力剩余价值的现象，承担风险较小，利润率却很高。 　　二、包工制体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