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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以直报怨”与恕道的原则要求 　　[摘要]儒家行恕以分清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为认知条件。孔儒对待怨仇的处理态度体现出恕的原则性。励行恕道，得看对象。儒家以爱人为本，但也疾恶如仇。符不符合仁义原则是衡量仇雠与否的标准。父子不隐而告，是遵循公理;父子相隐而不发，则在遵循天理。公理虽大，但仍须服从天理。作为美德的直道必须引导、规范以礼乐教化，没有主体自身的积极修为则容易演变为任性。儒家恕道始终要求有严肃的是非立场和清晰明确的道德认识能力，智因而成為一切道德行为的认识论准备或理性前提。君子行恕坚持标准，但也不排斥人性关怀，强调仁爱但也不失严厉，因而可以练就出推己达人的真本领。 　　[关键词]以直报怨;恕道;是非善恶;原则性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479（2020）01-0037-10 　　儒家强调以己、推己、将心比心的恕道，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应有的善的标准、仁道理想与德性原则。对别人的一味同情、心软乃至附合，而不顾道义要求与德性规范，并不能够称为恕。儒家的恕道，一贯怀有对道、理、义的捍卫与坚持，是非分明，扬善制恶，并不缺乏严格的刚性标准，因而也颇有似于绵里藏针、柔中带刚，而始终与丧失原则与立场的迁就和姑息相区别。实际上，儒家行恕也是有认知条件的，那就是一定要分清楚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对于好人、善人、普通人，不仅当恕则恕，而且还要竭尽自己、真诚忘我，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而对于恶人，则必须严加惩治。大敌当前，当杀则杀，强虏侵凌，冒死相拼，该出手时就出手，当仁不让，而决不能包庇纵容、助纣为孽。儒家待人，不全都是爱，也还有恨，二者都属于人之常情，但爱恨之情，一律收口于仁道，并非盲目冲撞。爱可爱之人，恨可恨之人，因而爱和恨的对象是绝对不能搞错的。儒不绝情，而能够用仁心予以恰当的疏通和引导，所以是仁统情，情归善。当爱则爱，当恨则恨，儒者群体之性格虽柔弱、温存，但眼里也是揉不得一粒沙子的，仁与不仁、义与不义，水火难容。 　　一、“以直报怨” 　　恕的原则性，首先从孔门儒学对待怨仇的处理态度上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儒家爱人，所以始终强调宽以待人，有量、能容，但与之同时宽中有直，忍中有道。《论语·宪问》记：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为人处世难免结怨，究竟应该报之以德、以直，还是冤冤相报，则成为一个不小的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老子·七十九章》首先出现“报怨以德”之说，怨来恩挡，结下了仇恨却愿意奉送上一片爱心，看上去大度、有容，其实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阴谋，因为客观上你已经在置对方于不能知错改错、一味玩火入坑的死地了，等于害人不浅，杀人不刃血，所以老子也并不认为这是解决怨仇问题的根本方法。同样，孔子也不赞同完全依赖于德教的手段就可以消除一切矛盾。《论语·公冶长》说：“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心里怨恨一个人，却故意藏匿、隐瞒自己的感情，不予外露，更不指出其错误，却仍与他结交朋友，这已无异于藏怨于内、诈亲于外，很有损于君子的道德养成，因而是一种非常可耻的奸佞行为。所谓“直”，指公而无私、行有道义而不违反礼法度制。孔子要求，对待怨恨与错误的人和事情，应该从原则出发，坚持正义，错了就是错了，也别再找借口，该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而不能姑息迁就、包庇罪责。所以，朱熹说：“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无私，所谓直也。”遇到冤家仇人，如果能行于直道，则不会因为有怨仇就予以苛刻处置，也不因为有怨仇就变本加厉，雪上加霜。行若有直，则既不会在已有的怨仇上再增加一点新的怨仇，也不会为已有的怨仇开脱一点所应该承担的罪责。“以直道报仇怨，以恩德报德”，对待怨仇，儒家的态度，既不同于道家，又不同于法家，因而既不是放任自流、得过且过、一无所谓，也不是以牙还牙、以暴制暴、以恶制恶，而是坚持真理，维护正义，把持仁道。 　　而直道的另一方面内容则是以德报德，即用仁爱的方式去回报别人对我的惠泽。对待有恩于你的人，则必须报之以同样深厚的恩情。在儒家眼里，有恩不报，则显得过于冷血，连做人最基本的报答情感都没有，则几乎不是人了，更不是君子之所为。在理论上，以恩报恩也属于一种爱人的表现。以直报怨，用仁道的真理教育对方，让对方知道错在哪里，则等于给对方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挽救了对方，因而也是一种爱人的表现。尽管报恩与报怨一样重要，但如果所报的方法不当，路径不对，在最终效果上则都容易适得其反，所以君子不得不谨慎其事啊！“人之有德于我，我必以德报之，亦即直道也。”显然，以德报德也构成了君子直道的一个重要内容。甜言蜜语、阿谀奉承，过于渲染别人的德行，或者出于嫉妒、仇视，而故意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