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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山石人物印钮及圆雕创作观 　　在当下，尤其近十年的寿山石雕界，古兽尤其兽钮的雕刻可谓当之无愧的主流与显学。人们对古兽雕刻的研究与实践不断深入与细化，甚至脱离寿山石材质，逐步迈入纯雕刻造型艺术的领域。这未尝不是一种探索，然而与我心中的寿山石雕刻创作无论思路抑或手法都大相径庭。在我眼中，寿山石材质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创作应在合理构思与处理材质的前提下进行，最终成品的效果应是天人合一的。然而，虽然寿山石雕行业一直流传有“一相顶九工”的说法，却多流于泛泛，大家更习惯于程式化的复制，而非别出心裁的创作。有鉴于以上种种，我针对业界现状，结合自身的从艺经历，摸索出了一套场景式印钮、圆雕创作体系，并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及完善这一创作理念，以期达到“情景交融，自有天地，刀出有典”的境界。 　　大约20年前，是“石中之帝”田黄石吸引我踏进了寿山石的大门，并一步一步开始了以田黄为主的寿山石雕创作。受到恩师石癫冯志杰先生的影响，我的创作无论是寿山石还是更为名贵的田黄石，都是以圆雕为主，尤其是人物雕刻。田黄石的圆雕创作有着较大的难度，首先，田黄外形不规则，不同于山石，不宜去掉过多的体积与肉质，更别提那些不得不处理的红色筋格与由外至内不可避免的色彩变化。在种种限制下，雕刻创作要做得气韵生动难度很大。在传统的东西门派技艺之外，我的老师石癫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率先将一些日本牙雕、根附小件的创作技法引入田黄圆雕的创作中来。在我的创作早期，同样延续了这种风格特性，不得不承认，它对圆雕尤其是田黄圆雕的创作，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首先，根附玲珑，但造型丰富多变，对于雕刻题材或手法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根附出于实用佩戴的原因，外形浑圆，与田黄的天然卵石状相近。最重要的，象牙或其他材质的根附雕刻精湛，这种精工的要求被引入寿山石雕刻之初，令石界为之一震，雅俗共赏的精致工艺搭配田黄、晶冻石的绝美材质可谓相得益彰。我也继承和发扬了师门的这种雕刻风格与传统。 　　可随着对雕刻技艺的不断探索，以往的风格或重复雕刻再难令我兴奋，尤其是创作材质的转变，更是激发了我改变风格的愿望。随着田黄资源的紧缺，近年来我的创作载体由田黄石往优质山坑石转变。山坑石的体积更大，色彩也更为丰富，外形与瑕疵的限制也同样突出，这虽然提高了创作难度，但同时也提供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近年来，市场对旧印钮的追捧，与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公开，进一步开阔了我们艺人的视野，其中不同时代的作品各具特色，同样也有其限制。清代宫廷印钮，最合乎法度，工不厌精，细腻有韵，然而雕刻语言并未倾向于寿山石这一特种材质，简言之，将材质换成玉石、竹木同样也不会违和。晚清民国的材质有最深的人文意趣，但大多为小件小作，未能全面适用于当代寿山石丰富的材质特征。现当代工艺无论布局、取巧皆各显其能，然过于自由散漫，少了一些严肃性与文气。我很明确自己的创作方向必然是适宜于书斋的，以文人印钮与文房玩件为主。能否结合上述几个时期的寿山石雕创作特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融汇出一套属于我自己的雕刻风格？在不断学习、摸索与实践中，这条路似乎越来越清晰。 　　我的雕刻底子融汇着纯正的福州东西二门的血液，这使得我在相石取形、取巧用色等方面颇有心得。然而，过去从艺遗留下来的一些过于爱惜材质，不舍得去材整形的“坏毛病”，可说是限制了作品的格调与气息，必须坚决根除。因此，在造型的严谨与法度上，便可多吸取清代官造石雕的特征与特点。在雕刻表现上，我着重强调“场景感”与“互动性”，无论印钮雕刻还是摆件创作，都力求丰富，让人感到有看点，这无异于要大大加强工作强度与难度。我曾在一枚不大的正方印台上同时表现了三个手持不同法器的罗汉与一只象头鱼身的古兽，作品布局张弛有度，复杂而不凌乱。单个人物或古兽的造型合理严谨，而互动性与趣味性却丝毫不减，这当然离不开我早年雕刻田黄时对精湛工艺的不懈追求，也离不开我这几年对雕刻创作的重新归纳与梳理。同样，我在2017年福建省首届“海峡杯”全国奇石大奖赛中的金奖作品——《五福献寿》，也是这种创作思想的集中体现。 　　不能忽视的是，随着当下收藏群体素质的提高，人们对雕刻题材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具有一定深度与内涵的作品，在今天会更受收藏家与市场的喜爱。这对我们从艺人员自身的文化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闲暇之余，我都会抽空逛海内外各大博物馆，在饱览器物的同时，对其背后的文化与历史深入了解。同时，我也尽力从传统中找寻创作的灵感，经史子集等传统著作确实是一座座宝库，源源不断地为我输送营养。近年来，除了传统的仙佛人物外，一些人文题材的石雕同样是我的创作重点。其中既有表现羲之爱鹅、东坡品砚、米芾爱石等历史掌故的作品，也有我从“闲来无事多看云”“扬州鹤背骑来惯”等诗词歌赋中汲取的灵感。这些文气十足的题材颇受行家及藏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