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神经科学视野中的功利主义.docxVIP

一、功利主义的问题 功利主义的理论源远流长，边沁以简洁明快的方式将其概括为“最大多数入 的最大幸福”。虽然这一概念的汉语表达在直接观感上可能会令人不悦一一它经 常可以令人联想起“急功近利”、“功利机巧”、“功利之毒”等表述一一但它的“真 实”意涵那么使其成为伦理学的重要理论分支。在法学理论与制度中，功利主义亦 居于基石性乃至主导性的地位。 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功利可以从“好”和“坏”两个方面进行理解：好的就 是有价值的或功利的，如幸福与快乐，坏的就是负价值的，如悲伤与痛苦。符合 功利的或者具有正功利的，就是符合利益的。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的 绪论中写道：“自然将人类置于两大君王一一幸福或痛苦的统治之下”。他对功利 进行了科学化的解析与类型化，在他看来，衡量幸福的七大标准如下：强度、持 续时间、确定性、类似性、多发性、纯度、广度。他还列举了十四种幸福，包括 财富、能力、权力、声誉、回忆、想象力、仁慈和憎恨等，以及十二种痛苦，包 括失望、遗憾和欲望等。同时，他还列举了一些影响幸福和痛苦程度的因素，如 健康、性生活、年龄、教育、思想的坚定性等。但功利主义者所说的幸福与痛苦， 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精神的，而非肉体的，边沁的科学化与类型化的工作也从侧 面印证了这一点。将功利理解为物质性与肉体性的观点自然会带来如下问题并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功利主义理论自身的说服力：首先，如果功利意味着利益和快 乐，那么同一个行为给不同的人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功利，那么一个行为所带来的 利益最大化应如何理解？同样的一元钱，从边际收益的角度来看，其给百万富豪 和给一个乞丐带来的功利是不同的，这是否意味着可以讲前者的局部财富移转给 后者就会带来整体上功利的增加？而L,痛苦和快乐是一种非常主观的心理状态, 即便我们能确定其“质”，又如何确定其“量”的大小？利益也有主客观两个面 向，客观方面可以表达为物质财富上的增加，主观方面那么存在着认定的角度和“质 与“量”的问题。此外，对于动机功利主义令人困惑的论述，能否寻找到一个对 它更为合理的解释？其次，同样的行为可能会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感受，进而 产生大小不等的功利乃至功利的削减，功利是否可以进行通约？再次，有的功利 主义学者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功利主义的总体目标是提升所有人的福利，在 不冲突的时候应提升每个人的功利，在冲突的时候应牺牲小的利益、保证大的利 益，以提升“最大净余额”。它还土张在他人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表现为“最 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标准。如果说他人利益之间冲突时的标准符合传统的功利 主义原那么的话，那么他人和社会利益与自我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求利他的做法，是 否与功利主义原那么保持内在一致并能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或者，继续引中一步: 利他行为可否在功利主义的框架内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认知神经元科学对这 些问题提供了 一些相对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二、认知神经科学对功利主义理论的推进 如果对认知神经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进行理论追溯的话，可以沿 着一根微弱的线索回溯到巴甫洛夫和笛卡尔。但这一交叉研究正式拉开帷幕，应 该是始于2002年在旧金山召开的“神经元伦理学”会议,有150余人参加了由 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组织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把神经元伦理学 界定为“当关于大脑的科学发现被用于医疗、法律解释、健康和社会政策时引发 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这些科学发现包括基因科学、脑成像、病情 诊断与预防等等，神经元伦理学由此引发了医生、法官、律师、保险公司的执行 官、政策的制定者和其他从事公共事务的人们将如何对待人类自己的思考。在本 文中，之所以没有选择用“神经元法学”而采用“认知神经科学”称呼，是因为 在本人看来“关于大脑”的研究不仅仅意味着神经学研究，还意味着基于大脑影 响人类行为的功能所进行的行为研究，它整合了心理学、生物化学、神经病学、 进化生物学和相关的科学，从内（脑区的活动）和外（外在的行为）两方面进一 步加深了对人类行为的理解。 虽然从整体上看，功利主义是和道义论相提并论的伦理原那么，甚至有学者认 为这个世界上的伦理学区块划分基本上可以视为“康德式”和“密尔式”的"， 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作为一种规范性命题，即便它在告诉人们“应该到达什么 整体性目的”这一方面是有说服力的，但在“应该如何到达这一目的”方面却较 为缺乏解释力，也较为缺乏确定的指引和操作性，在科学与试验的层面验证更是 难以进行，比方在对功利自身的界定和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所谓“利他”行为的 解释方面。认知神经科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功利主义的原有解释力缺乏的现状 有所弥补，但也可能会带来另外的更为深刻的问题。 （一）认知神经科学对功利通约性的解释 就功利的主客观面向及其道约性而言，所有的事物都有客观和主观的一面， 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