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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思潮三篇 思潮产生原因：全球化进程导致西方出现了全球化赢家与输家之间的结构性对立。如果把全球化视为一种现代化进程，那么“现代化输家”理论总体上可以解释“逆全球化”思潮出现和涌动的原因。所谓“现代化输家”，是指在西方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持续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不能适应现代化进程，地位与声誉受到影响并遭受社会排斥的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这个群体表现出反全球化和反精英的态度 应对措施：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困难和风险增加，加之难民潮、地区冲突等国际安全问题和收入差距扩大、失业等经济社会问题，国际上出现了质疑甚至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和行为。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发展潮流，不能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就否定经济全球化。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提到“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虽然经济全球化面临着各种困难和问题，但中国已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开展，向世人宣告，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愿意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努力、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责任和担当。这项立足于国内外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和周边外交新安全观所提出的一项重大倡议，贯穿欧亚大陆，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诸多领域，是一项陆海统筹、东西兼顾、覆盖面广、包容性强、辐射作用大、惠及所有参与方的宏伟构想。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中国为逆全球化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为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搭建的一个崭新平台，是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行动。 全球化的收益与成本 逆全球化与全球化是相伴而生的，理解逆全球化首先要理解全球化产生的原因。当代全球化是建立在国际贸易基础之上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发展，全球化通过各国之间的分工与交换，提升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益，而推动全球化的则是在此过程中可以享受效益提升的国家和群体。同时，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又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其中既包括维护全球秩序所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也包括在全球化过程中本国内部的经济效应转移所带来的社会治理问题。当一个国家或群体在维护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的收益大于支出的成本时，他们会积极地推动全球化进程，反之，则会出现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和声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实际就是以美国领衔的繁盛经济体在不断扩大本国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主导顺利完成的。在全球化分工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阶层、跨国公司以及华尔街代表的跨国金融机构可以说道得益最多。中国沦为全球制造业工厂，以获取了一部分就业机会，产业工人的工资收入获得提升。但部分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迁移，国内丧失劳动力岗位的社会群体无法及时获得本国政策的扶植，并快速调整至代莱劳动力岗位，所以产生了反对全球化的声音。 不同的模式及其影响 全球化与否一定导致制造业迁出和产业链迁移?这须要比较相同的全球化模式。1980年美国制造业占到gdp的比重为20%，至2022年这一比重上升至11%，英国的制造业占到比同样大幅上升至10%以下。而在此期间，尽管日本、德国也深度参予了全球产业链分工，其制造业占到gdp的比重依然保持在22%和21%的较低水平。 由此可见，全球化并不是造成一个国家制造业占比下降和就业岗位损失的根本原因。这和德国自身仍然在汽车、机械制造甚至钢、铜、铝等行业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密不可分;在强化高端制造业方面的核心优势的同时，德国也长期重视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并通过劳资共决经济运作体制、稳健的金融支持体系、完善的教育医疗保障体制来确保国内制造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和居民财富分配的均衡化。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经济体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经济发展道路及制度选择的差异，所面临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逆全球化的过程中，少数发达国家增加与外部经济体的互联互通、选择退出现有的国际环境治理秩序、退出履行职责国际责任，可以对现有的国际社会秩序导致明显的冲击。具体来说，在经济层面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效益的减少，特别就是依然处于享用全球化红利阶段的国家可以遭遇很大的外部冲击，提高全球供应链运转的成本，从而客观上可以加强通胀的压力。 实际上，在逆全球化的过程中，没有某个国家和地区是完全的受益国，也没有某个国家和地区会是完全的成本承担国。制造业岗位的部分回流，可能会对美国的部分反对全球化的地区、群体带来一些短期利益，但全球产业链的破坏却可能使得美国企业的总体盈利受到明显的负面冲击。简单来说，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的选择，在于一个国家，或者国家内部的某个群体参与全球化所付出的成本和收益比较与权衡，当成本大于收益时，逆全球化思潮就会兴起。 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