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习材料：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公开课.docVIP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预学单 蔡元培与北大 一　“官僚养成所” 那时的北大仍是一派官僚气象。据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的顾颉刚回忆： 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 这样的学风当时并不只存于北大一校，而是弥漫于整个教育界。杜亚泉观察到，尽管科举已废，但观念仍存，“其视学校也，不以为一切事业必经之径路，而以为希求仕宦进身之阶梯”。众人对法政学校的吹捧，无疑是看中了它是做官的捷径，非为求学而来。当年冯友兰在报考文科时就曾被“好心”提醒，可先考法科。1915年他进入北大哲学门学习，更是有切身感受：“当时北大的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都还认为上北京大学就是要得到一个‘进士出身’，为将来做官的正途。当时的北大学生都想着，来上学是为了混一个资格为将来做官做准备。北大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当时法科是一个热门，因为人们认为上法科到做官是顺理成章的，文科是一个最冷的冷门，因为人们都不清楚文科究竟是干什么的。” 蔡元培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习，讲授国文及西洋史，对大学堂之风有切身体会。他后来回忆道： 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接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 他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学校本从科举之制蜕变而来，“故形式虽仿欧洲，而精神则尚不脱离科举时代之习惯。 二　德国的经验 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一般都被看作德国大学的经验作用于北大。1907年到1911年，他进入莱比锡大学，凭兴趣与爱好自由研修。蔡元培选择留学德国，是出于对学问之真精神的不懈追求，看重的是德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在不到三年的留学时间里，他共修了40门课，平均每学期6门，“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蔡元培深受这种“宏深博大”学风的影响，一直保持着广泛的学术兴趣，也使日后北大的“兼容并包”自有一番与众不同的气度。 他选择留学德国，除了认定“世界学术德最尊”之外，也暗含着学习德国大学救国经验的动机。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先贤薄尔泥曰：‘将来世界，惟在教育者掌握之中。’福斐得尔见拿破仑蹂躏柏灵，乃立市中，扬言曰：‘振兴我国以规复其势力者，惟教育耳。’”能在日记中摘录此段名言，显然是对引用的观点颇为认同。至蔡元培就任校长，他在邀请汪精卫任教北大时，也坚信“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蔡元培认为，德意志的统一正是发端于大学教育的改良，还把汪精卫与菲希脱(今译费希特)相类比，希望汪氏能起到“主持国文类教科，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