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违反语言学的诡辩现象.docVIP

PAGE / NUMPAGES 试析违反语言学的诡辩现象——负面思维研究之三 张　浩 　　动物界因为没有像人类那样的语言，因此它们没有诡辩。诡辩通常产生在推理和论证过程中。然而没有语言，推理和论证就无法进行。这就使语言和诡辩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人们什么缘故会利用语言进行诡辩呢？这是因为自然语言存在着一些不可克服的缺点。其一，是语词的多义性。自然语言的语词往往是多义的，一个语词可能有二义、三义、四义，甚至更多。例如汉语中的动词“打”就有“打铁、打鱼、打水、打柴、打人、打电话、打草稿、打主意”等等十几种含义。这种情况，就为滋生偷梁换柱、模糊其辞的诡辩提供了土壤。其二，是自然语言上的语法结构比较松散，形式复杂多变，逻辑关系不甚明显。各民族语言都存在着许多偏离现行语言规则的现象，如汉语中的成语，日语、俄语和英语中的适应用语等。由于言语同语法、语法结构同逻辑结构之间不存在普遍的必定的一致，这就为诡辩论者有意违反逻辑规律或规则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历史或现实生活中，违反语言学的诡辩现象专门多，但要紧集中地表现在语音语义、语用语境和语法诸方面。现仅就此做些剖析。 　　　　　　　　　　　　　　 一、语音语义方面的诡辩 　　各民族的语言差不多上由语音、字形、语义和语境等要素构成的。有些语词音同形不同，因之意义也不同；有些语词音同形也同，但由于语境不同，意义也不同；有些语词形同音不同，意义也不同，等等。假如利用音同或音近的条件去表达某种含蓄的意义，确实是谐音法。谐音，原本是一种修辞格，其作用在于使思想表达得更含蓄、更曲折，给人印象更深刻些。　　谐音法作为修辞的作用，在于提高感染力，这是语言的艺术，而不是逻辑问题。然而，善于玩弄诡辩的人，却常常借谐音去偷换概念，以达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目的，使之变成了诡辩术。例如： 　　《唐阙史》中记载这么一个故事：　　戏子李可及在宫中演滑稽戏，并声称自己精通三教，因此皇帝想考考他。有一次皇帝问：“你既然精通三教，那释迦牟尼是什么人？”李可及信口答道：“妇人。”皇帝听罢大吃一惊，问道：“什么缘故是妇人？”他振振有词地讲：[JP+1]“金刚经云：‘敷坐而坐’，有夫有儿，不是妇人又是什么？”皇帝一听哈哈大笑，又问：“太上老君是什么人？”“也是妇人。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假如不是妇人，如何会有娠呢？”皇帝又是一笑：“文宣王是什么人？”“也是妇人。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假如不是妇人，干吗要等待出嫁呢？” 　　本来，释迦牟尼、太上老君、文宣王差不多上男人，然而，李可及依照“敷”、“而”跟“夫”、“儿”音同，“价”跟“嫁”音同，并利用这些音同现象，把他们都讲成是妇人，这就特不荒唐可笑了。李可及这种荒唐的回答，确实是借助谐音进行的，这只只是是滑稽人讲的滑稽话，以博得皇帝一笑而已，假如以此法进行论辩，那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诡辩。　　在鲁班的传讲中，有个木匠张班受骗的故事：　　据讲张班是鲁班的师兄弟，木工手艺也专门高超。有一次，张班给一个财主修建台阁，财主和他口头约定：假如修的台阁合他的心意，赏“五马驮银子”，外带“一担米、两只猪、三坛酒”。台阁修好后，财主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半点毛病也找不出来，按约定条件该付给酬劳了。这时，财主叫家丁牵来五匹马，并排站在一起，马背上横搁一块大木板，木板上放了一块比手指甲还小的银子。财主讲：“这确实是‘五马驮银子’。”接着财主拿来用鸡蛋壳装的米粒讲：“这确实是另外赏你的‘一蛋米’。”然后，财主又从一个纸匣子里拉出了两个蜘蛛，讲：“这是‘两蜘蛛’。”最后，他把手指头在只装半杯酒的酒盅里蘸了一下，向前弹动了三下，对张班讲：“这是‘三弹酒’！” 　　在那个故事中，财主欺骗张三的手法，要紧是利用同音异义来偷换概念。把“一担米、两只猪、三坛酒”肆意偷换成“一蛋米、两蜘蛛、三弹酒”。在那个地点，财主确实是想利用“一蛋米”、“两蜘蛛”、“三弹酒”与“一担米”、“两只猪”、“三坛酒”的谐音，利用“五马驮银子”的歧义，来混淆是非，企图赖账。这种用谐音法偷换概念的诡辩，是对同一律的粗暴违反。　　在诡辩中，诡辩论者往往通过偷换不同的语调来达到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诡辩目的，这确实是语调混淆式诡辩。人们对《诗经·伐檀》一诗的不同理解，确实是语调混淆式诡辩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诗经·伐檀》中有这么一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它的语调是上扬的强烈反向语调，意思是：“这些大人君子们不是白吃食的吗！”它表达了奴隶们对不劳而获的奴隶主的强烈憎恨。而奴隶主、贵族、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则将该句变为下降的感叹语调，意思是：“这些君子大人们是可不能白吃食的啊！”　　有人认为，这些大人君子们是要吃好菜的，“非肉不饱”；也有的人解释讲，这些君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