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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辜鸿铭的文学观念    [摘 要]辜鸿铭最看重文学中的道德内涵，他有关文学的一些精辟之论经常为道德本体的文学观所遮挡、冲淡，甚至改造。辜鸿铭发出“惟诗贵有理趣，而忌作理语耳”的谈论；提出适合于各民族文学讨论者对于异族文学进展高层次讨论的文学“整体讨论观”；竭力保卫中国传统文学及文言文的地位。但是，他的道德人文观念已经渗透到他所涉及的各个话题中，其文学批判已经很难回归到文学轨道。从辜鸿铭对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展现的学问构造和文化背景而言，他是一个固然的文学家；但从文学观念方面说，他更多地表达出一个道德家和社会工的本色。  [关键词]辜鸿铭；文学观念；道德教化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22)01-0001-06  辜鸿铭专文争论过“文化教养”问题。跟争论很多问题一样，出于一种多少有些偏执的人文关心，他热衷于在相当广泛的文化传统和道德教化意义上实施卖力的和卖弄式的铺展。他将文化教养问题分别从外在形式和内在含义两方面作了这样的铺展，认为文化教养的外在表现形式乃是礼仪，而内在含义就是有关天、地、人—神、自然、人生的整体学问，抵达这种文化教养的途径就是文学，虽然他的文学，特殊是他所说的中国文学，完全包括孔子的学说，不过从他对唱德、华兹华斯等欧洲文学家的援引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概念还是比拟清楚和现代的，他的关于文化教养的理解较多地倚重于文学[1]289-291。从文化教养的意义上说，将辜鸿铭称为一个文学家不仅恰如其分，而且好像也势在必定从他对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展现的学问构造和文化背景言之，他是一个固然的文学家，一个批判本体的文学写。但从文学观念方面说，辜鸿铭则疏离了文学家的角色，而表达出一个道德家和社会工的本色。  一  假如对他稚嫩的政治见解持原宥态度，将辜鸿铭复原为一个文学家，则我们自然盼望这位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饱学之士即使不持有公允、辩证的文学态度，也应具有老到、持重的文学观念，能够将一般的文学评价融入他的文学批判，使得通行的文学价值感在他富有才情和魅力的批判性表述和实际文学操作中得到正常的表达。然而这样的盼望常常落空。辜鸿铭无论是政治批判还是文学批判都远离公允与辩证，在文学观念上更力避任何世故、老到与持重，这个不甘平凡的文学家情愿以自己的偏激乃至错误兑换各种庸常的文学价值观，于是他的很多文学理论都显得兀然不群，奇崛怪异。  辜鸿铭最看重文学中的思想内容，更详细地说，看重文学中的道德内涵，他有关文学的一些精辟之论和真知灼见经常为这种道德本体的文学观所遮挡、冲淡，甚至改造。辜鸿铭在西方文学家中喜爱引述华兹华斯，在中国文论家中比拟观赏袁枚，但对这两个文学家的某些持论都非常不以为然，由于他们都在肯定意义上注意文学形式，贬抑文学道德本体内涵的价值，这样的观念无论如何难以为辜鸿铭所承受。他反对华兹华斯强调文学形式的观点：例如孔子早期的作品，在形式上并未到达完善的程度，但“它们被视作经典或权威作品，主要不是因其文体的美丽或文学形式的完善，而是以它们所蕴含的内容的价值为准绳的”[1]129 。也就是说，辜鸿铭得出了内容才是文学作品价值的打算性因素的结论。这样的内容根本上与道德教化有相当的关系，于是他先对袁才子的文学观提出了本乎道德本体论的质疑：“袁简斋谓诗论体裁，不管纲常伦理，殊非笃论。诗固必论体裁，然岂无关纲常伦理乎?”[1]235  在引述前人的根底上，辜鸿铭发出了“惟诗贵有理趣，而忌作理语耳”的谈论。应当说这番谈论非常精彩，它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中外古今文论史上的一个诗学难题，那便是如何处理诗歌中的哲理内涵问题。自古以来，东方西方，人们都留意到诗歌中哲理内涵的简单性，既不便贸然确定与强调文学特殊是诗歌中的哲理因素，又很难像后来的中国诗人郭沫若等那么毅然决然地否认诗歌中的理性成分。郭沫若曾就有关这一话题在《制造季刊》发表两则内容相联系的“曼衍言”：“耶稣说：有钱的人想进天国，比象鼻穿过针眼还要难。有学问的人想进艺术之宫，也是如此。”“概念诗是做不得的，批判家可以在诗里面去找哲学；做作家不行把哲学的概念去做诗，诗总当保得是真情的流露。”(《制造季刊》第1卷，第2期)虽然郭沫若说话肯定了一些，但这位有着深厚西方文学理论修养背景的新诗人表达的倒是西方诗学界颇为流行的史学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通常所批判的“席勒式”将文学的个人化创作当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为了观念的东西而遗忘了现实主义艺术，其实就是以理念冲淡了文学，这是诗学界普遍贬斥的现象。然而，席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