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小说的诗化色彩.docVIP

论萧红小说的诗化色彩    假如说萧红的小说内容上是以敏锐的感受和深邃的思想去思索生命的境遇和人生的悲剧等重大问题而独树一帜，那么，其艺术上则以独特的表现形式而令人瞩目。对于萧红小说的叙事艺术，不少论者已有宏论，但对其小说的诗化颜色却少有论及。我认为，萧红的小说具有浓郁的诗化颜色，这也使其小说为现代文学增加了一道独具魅力的景观。  萧红小说的诗化颜色，首先是指她的小说写得富有诗的内在激情和真挚感情。萧红出身国破家亡的时代，个人又备受颠沛流离之苦、情感曲折之痛。这种独特的个人经受和社会背景给予她深刻独到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又远远超出了卿卿我我的男女私情，也不同于一般学问分子的矫情，是一种愤世嫉俗、悲天悯人的感悟之情。这种感情完全是从的心灵深处流淌出来，是内心郁结的倾吐、内在感情的宣泄，因而特殊深刻感人，同时也给予了小说诗一样的浓郁抒情风格。  萧红的小说经常采纳第一人称的表达方式，把自己整个地融入到故事、人物、气氛中去，其丰富的艺术情感构成了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来源。小说《家族以外的人》中，通过一名顽皮、天真、机智的小女孩的单纯聪明的眼睛，写出了和善朴拙的有二波的人生不幸。作品只写了有二波生活的几个片断，主要是几次偷东西的行为，但并没有去挖苦和贬斥他，而是以小孩的童心去怜悯和亲近他，通过儿童视角看出被污辱、被损害的劳动者身上被无视、被埋没了的和善、宽厚的品质。小说通过一个小女孩不带主观偏见的天真眼光极为敏锐地捕获并提醒出了我们国民性中更为内在、更为本质、更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存在于广阔民众心灵深处的和善、宽厚、诚恳、坚韧的品质——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绵延千年的根本根底——从而使作品布满了悲剧深度和人性厚度，使作品披上了一层貌似温婉实则辛酸、悲伤的抒情诗颜色。  小说《牛车上》则通过“我”在牛车商亭五云嫂的表达，了解到她因丈夫当兵领头逃跑被“就地正法”后困难度日的凄惨遭受。作品中充满着凄清哀婉的气氛，小说犹如杜甫的《三吏》、《三别》诗一样，布满了沉郁顿挫、舒缓悲怆的风格。《手》中的女学生王亚明，备受卑视和污辱，一切皆由于她有一双由于染布造成的黑手。她虽然有一双黑手，但心灵却是纯净、和善、聪颖的。与很多双白手相比，手黑并不能说明什么，相反，更反衬出她身上所具有的刻苦勤奋、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珍贵品质。而这一切都在“我”的怜悯、接近、体察和开掘中不断呈现出来，也正是在“我”的感受中，小说透露出来了感人至深的悲剧力气。《三月小城》也是借助“我”的眼光，写温顺而又文雅的乡村姑娘翠姨，爱上了一位英俊的青年学生，但家里又将她许给了一个又矮又丑的乡下人，她因不遂心愿而愁闷成疾，直至苦痛死去。小说将人物与景物融为一体，呈现出一幅幅场面悱恻、情真意切、哀婉肤浅的爱情画面，提醒出传统婚姻观念对青年男女特殊是女性愿望的窒息，流露诞生命无法永驻的悲伤，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批判意识。  《呼兰河传》中，更是以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给家乡呼兰城的生活洒上了一层漂亮而布满温情却又不免凄凉的淡薄的月光。家乡呼兰河的生活尽管平凡，尽管人们非常一般，但这里“依旧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不能不使你眩惑”。[1]在小说中,“我”虽然得不到父母之爱的暖和，但在祖父的羽翼下，尽情享受了童年的乐趣，自家的后花园成了人间天堂：“经常跟着祖父在后花园里边，祖父戴一个草帽，我也戴一个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抬头观察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了……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或许把蚂蚱腿就绑掉了，线头上只栓了一条腿，再不见蚂蚱了。玩腻了,又跑到祖父哪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花，我也抢过来浇，惊奇的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了，下雨了……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1]天真纯朴、清爽温馨的诗意在我的活泼顽皮中活敏捷现。如此满意的童年体验不仅勾起的怀旧情调，也令全部经受过童年欢乐的读者，在作品营造的闪烁着诗的光华的气氛中沉沉地想起过去，悠悠地徒增几分伤感。  在全部这些作品中，萧红总是遗忘了自己小说家的身份，情不自禁的扮演起了抒情的角色，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我”的诗化。这种诗化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人为拔高，而只是“给予现实的事物以一种诗的形象”[2]，是从现实事物、现实人物中开掘出富有诗意的东西。而现实人物身上最富有诗意的东西是“从人性的最深处流露出来的”[3]。作品中的“我”经常以一个小女孩的身份消失，而小女孩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所说得那样，“是水做的骨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