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中“罪”与“罚”的心路历程.docxVIP

《罪与罚》中“罪”与“罚”的心路历程 一、社会原罪下的犯罪土壤 19世纪的俄国正处在“欧洲的没落”时期，尼采一声“上帝死了”终结了理性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弥漫着血腥味的革命，曾经辉煌灿烂的欧洲文明裹携着堕落和一切罪恶的东西与上帝一起下葬。在这个非理性的时代，一切的定论、天数、信仰、命运包括王权都是那么荒谬可笑，人类终于挣脱了上帝的束缚，却好像忘记了怎样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绝对自由，无疑他们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陷入了虚无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社会生活的至高点以敏锐的视角捕捉到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在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发展，作品中惊险紧张的情节环环紧扣并与那个随处充满暴力与杀戮的时代，广阔的社会画面、社会伦理道德等现实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作者将对社会生活观察的广角聚焦于小说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及他周遭生活的身上，透过这个小人物的痛苦经历，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在思想道德方面的急剧变化以及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但是无论是朦胧的宗教观还是含混的哲学观，他的作品中处处暴露着作者本人思想的矛盾。这与他的自身经历不无关系。1849年4月23日，他参加了反动沙皇政府小组的秘密集会被捕，当年12月被判处死刑。庆幸的是，他等到了死刑判决书的撤销，次年被判刑流放西伯利亚，服四年劳役。虽说免于死刑，但是这种极端的波动无疑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难以消受的冲击，与罪犯共度的痛苦生活，也使他有机会得以对俄国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更为深层的观察和更加深刻的接触，这些思想认识上的新收获都通过作者对人性善恶及道德美丑的阐述呈现于长篇小说《罪与罚》之中。而沦为死刑犯的阶下囚生活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无法平复的创伤，成为了他创作这样一部“关于一个罪犯的忏悔录”的作品的精神契机。也许是对于犯罪心理的剖析过于传神，尤其是对那些堪比先知先见的细节也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以致于使读者产生了微妙的共鸣。所以当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斯特拉霍夫谈到这部小说的影响时也不免沉醉感叹于它的压倒性力量，认为只有精神足够强大的读者才不会被这部著作强烈的震撼力所击倒。而这种强大的震撼大多来自于作者在牢狱中所承受的创伤，在小说中它以一种病态的形式呈现，作家笔下的很多人物也被浸泡在这样的病态里。有的是身体多病，羸弱不堪，有的是思想脱轨，灵魂扭曲甚至纠缠进某种执念走火入魔。他甚至把疾病与犯罪关联起来，想要搞清楚是“疾病产生犯罪行为”还是“犯罪行为本身，由于它的独特性质，常常引起一种类似疾病的现象。” 小说的首章以一种灰蒙蒙的色调作为底色，以压抑郁闷的气氛开篇：一个毫无生气的甚至有些病怏怏的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慢悠悠地，仿佛踌躇不决地向K桥走去”。他是一个生活极度拮据的离乡青年，由于无法交付学费而不得不辍学的法律系学生，住在一幢很高的五层楼房的一间顶楼的斗室里——像口橱柜一样的斗室里。为了逃脱拖欠了几个月的租赁费，每次外出，在必经的女房东的厨房门口时，他总是痛苦又胆怯地拧紧眉头。贫穷，始终像压在他胸口的一块大石头让他喘不过气，虽然剥夺了他的自尊，压抑了他生活的希望，却没能限制他的想象力，一场完美犯罪正在他的头脑中酝酿。 为了说服自己去完成拯救全人类的壮举，他把犯罪的动机锁定为贫穷。的确，在这样凝固般的暗无天日里，是贫穷使人们无路可走，无论在任何时代，无论是文学作品中还是现实世界里，这样的例子都不胜枚举,正如法国现实主义作家雨果所说的那样:“贫穷让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可是当这个真理只有一个人明白的时候，这将多么使人难过。世人皆醉，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像负荷着他的天才一样清醒地承受着那个时代的苦难。虽然按巴赫金的说法，他没能解决任何时代提出的问题，并且在外人看来他已经把自己弄成了精神分裂的疯子，不过，正是他的疯狂，他的矛盾，他病态的冲突才为人们呈现出如此不朽的杰作，才揭示出贫穷——这个社会原罪，可能为人类提供犯罪土壤的深刻命题。 二、本我世界中的超人意识 在心理动力论中，弗洛伊德将精神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所谓本我，就是代表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受意识遏制的完全潜意识。相当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处于人格结构最底层的生理需要。如果正常的生理需要(除性外)的任何一项得不到满足，人的生理机能就无法正常运转。而对于与拉斯科尔尼科夫同时代的人来说，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就是最底层的生理需求，他们要的不多，只是一条活下去的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具有矛盾性格、多重人格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形象——一个可爱、可怕又可怜的人。他心地善良，充满了正义感。可每当他帮助过别人，却意识到他的善心善举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时，他勉强支撑的坚强意志和微弱的愉悦感就瞬间崩溃成残砖败瓦，建造起压抑苦闷的心灵围墙，企图将自己与世界隔离。他渐渐理解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