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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侍从以储将相：古代储才制度初探* □ 李宜春 张焕颖本文所指的储才，主要是我国古代对宰相等高级政治精英人才的储备与培育。两汉的郎官、大夫制度，唐代的翰林制度，宋代的馆职帖职与侍从两制制度，明清的翰林制度，都是各自朝代储才制度中的核心部分，且两汉的郎官、大夫，唐、明、清代的翰林，宋代的馆职帖职与侍从两制，都属于广义的皇帝侍从，所以可以用宋代所谓的“重侍从以储将相”来概括。中国古代历朝中央都有中央核心决策体系，带有核心性、重要性、统筹性、便捷性、机密性等特征，它通常是宰相体系，也称为内辅体系，而有别于外朝的决策体系、部门性决策体系，常有“枢机”“枢要”“机密”“机务”“枢密”“政本”“政源”“政府”等称谓，相应地，其成员常被称为“知政事”“掌机要”“预机务”“与闻国政”“参预朝政”等。良好的储才制度，不仅可以体现社会公平，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打造杰出官员队伍，还有利于打造宰相体制。研究历代储才制度的沿革历史并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发掘古代人才制度的精华与特色，并有所启发。一、唐代之前的储才制度（一）秦国的客卿制度——“位为卿，以客礼待之”秦统一之前，周朝实行世卿、世禄制度。杨宽《战国史》说：“在周王国和各诸侯国里，世袭的卿大夫便按照声望和资历来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这就是世卿、世禄制度。”[1]如周武王胞弟、周成王叔父周公旦，其长子封在鲁国，“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2]这造成社会流动的封闭，不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秦国曾实行客卿制度，请其他诸侯国的人来秦国做官，“其位为卿（爵为左庶长），以客礼待之”。[3]张仪、范雎、蔡泽、李斯等都是著名的客卿，起到了相当于宰相的作用，为秦国武力强盛并统一中国作出贡献。（二）汉代储才制度——光禄勋“总领从官”汉代有光禄勋（原名郎中令），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等。郎是宫廷近侍从官，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之分，最多可达千人。西汉盛行任子、入赀为郎，佞幸贵戚子弟为郎的郎官制度。任子，是任用高级官吏的子弟做官。郎官守卫门户，出充车骑，在皇帝身边熟悉政事，随时备顾问差遣。卫青、霍去病、苏武等都是西汉由郎官成长起来的著名政治人物。但这样的郎官制度存在任人唯亲、唯财、唯佞等缺点。大夫讨论朝政，备顾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等，可达几十人。郎官、大夫成为汉代高级人才的储备军，光禄勋成为汉代重要的储才基地。汉武帝时期，储才制度发生重大变化。一是独尊儒术以后，郎官制度逐渐完善，大批熟悉儒家经典的儒学之士，通过察举、征辟等方式，进入国家这一储才基地；也有少数是先成为五经博士，或直接担任更高层次的大夫之职。西汉中后期的丞相、三公多是如此，如翟方进出身寒门，勤学《春秋》，射策甲科，被任为郎。萧望之好学，治《齐诗》，以射策甲科为郎。张禹好学，试为博士。孔光，熟悉经学，举为议郎。翟方进的仕途大致是，射策甲科为郎，举明经，迁议郎，转为博士，迁朔方刺史，再迁为丞相司直，为京兆尹，迁御史大夫，升为宰相。张禹的仕途大致是，为博士，授太子《论语》，迁光禄大夫，出为东平内史，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秋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升为丞相。另有马宫、何武、王嘉、师丹、蔡义、公孙弘、薛广德、平当、韦贤等。西汉的西域都护、司隶校尉这两个重要的职位，本身是加官、差遣官，充任者多为诸大夫，所以司隶校尉常常自称“奉使命大夫”。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东汉继承了这一郎官、大夫制度。二是以文学侍从参政。汉武帝猜忌丞相，建立了辅助他决策的内朝制度、内辅制度。这一时期内辅主要是以下五类官员：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大司马、将军；尚书系统；加左右曹、诸吏等衔者；加侍中、给事中等衔的文学内侍之士。一些文学才智之士常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参议要政，制衡官僚体系。其身份多为郎官、大夫等，如朱买臣：说《春秋》，言《楚词》，武帝甚悦之，拜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武帝筑朔方，丞相公孙弘谏，以为罢敝中国，武帝使买臣难诎公孙弘。吾丘寿王：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迁侍中、中郎，后为光禄大夫、侍中。主父偃：上书言世务，拜为郎中；上疏言事，迁谒事、中郎、中大夫，岁中四迁。这开启了后世宰相成员、内辅成员、中央核心决策成员多以文学之士充任的先河。其中很多人又曾得到重用，所以这也是古代储才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三是大夫作为内朝官，参与政事。从武帝开始，西汉尚书机构具备内辅职能，领（平、视）尚书事者地位至为重要，号称“冢宰”。在周代，“冢宰”即为内朝首领。而西汉的诸大夫是内朝官的一个重要来源。成帝时，谷永上书赞誉曾领尚书事的光禄大夫郑宽中“参冢宰之重职，功列施乎政事”。[4]以诸大夫领（平）尚书事者，还有于定国、周堪、孔光等。如周堪为光禄大夫，与萧望之共领尚书事。所以，大夫制度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