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新成果方志研究新典范.docx

? ? 古籍整理新成果方志研究新典范 ? ? 孙文杰+宁燕 【摘 要】 王树枏主持编纂的《新疆图志》，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有关新疆的最后一部通志，以其博大精深的学术价值，自刊行以来，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与重点。文章重点从版本、内容、点校、考证、索引等方面介绍了《新疆图志》的整理出版，明确其价值及鲜明特色，认为其作为古籍整理的新成果、方志研究的新典范，具有重大意义。 【关 键 词】 《新疆图志》；古籍整理；方志研究 【作者单位】孙文杰，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宁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馆）。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满文寄信档看清代中期伊犁将军对新疆的管理与认识”（17XZS042）阶段性成果之一。 I206 A 起源于古地志、古地理的方志之学，作为我国特有的学科，自晋常璩《华阳国志》起，便开启了其编缀的历史，后又衍化为方记、地记、图经等不同门类。在前贤先哲的持续努力下，至宋时，其编写特点与体例逐渐得以完善。由于方志具有材料完整、内容广泛、叙事完备等特点，成为正史之外最为显著的史学门类之一，不仅品类众多，且卷帙浩繁，“存于今者占全部载籍十分之一”[1]。 就西域/新疆方志而言，从《史记》及《汉书》就开启了历代官修正史特意记录西域的先河，进而为后世提供西域研究值得信赖的文献资料。历代还因战争、朝觐、僧游等不同原因留下诸多亲历西域者的方志文献，如《使高昌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大唐西域记》等，这些文献因具实地考证特色，亦成为值得信赖的宝贵资料。尽管持续不断的历代官、私著述对西域的记载，成为后来清代西域方志发展的基石，但其缺憾亦很明显：“大都因循旧史，捃摭遗闻，重复疏乖，可据之史料，至为有限。”[2] 清代中期，随着清政府对新疆的收复及其后来经营与管理的持续开展，有关西域之方志才真正得以兴盛。其中有关新疆的地方志便有一百一十种之多，即便除去同书异名之情况，仍然也有八十种、六百余卷之多，蔚为大观[3]。这些清人编纂的清代西域方志，因大批确凿的清代西域史料的保全，成为当今西域研究者最为倚重的史料之一。而其中，集清代西域方志之大成的，正是王树枏主持编纂的《新疆图志》。 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新疆图志》，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有关新疆的最后一部通志，共一百一十六卷、二百多万字，以其博大精深的学术价值，自刊行以来，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与重点。不过，《新疆图志》自成书以来，刊行情况较为复杂，在稿本、抄本之外，还存有志局本、东方学会本、黄册本以及单行本等多个版本。这些版本不便识读，给学界带来了一定的研究障碍，更重要的是这些版本均散落于全国各大图书馆及部分高校，搜寻极为不便，要使用也只能延颈企踵。这些均带给《新疆图志》以及西域/新疆研究重重阻碍与困难，进而成为当今丝路/新疆基础研究的一大滞碍。自其问世以来，学者们对它的整理远远没有跟上学术研究的脚步，学界希冀对《新疆图志》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嘉惠学林。 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与学术背景下，由北京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等多个学术单位通力合作，历时八年整理，包含了正文、地图、索引在内的整理本《新疆图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7年5月正式出版。这不仅可以大力推动对近代新疆以及《新疆图志》的相关研究，更是为当前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基础学科先行”提供理论借鉴，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纵观是著，具有以下几种特色。 一、版本完善，多刊汇校 《新疆图志》现存多种版本。目前发现的稿本均为残本，仅存《物候志》《祀典志》《兵制志》等12册，对《新疆图志》作者与编纂情况方面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而天津图书馆所藏抄本（因每册以黄色绸缎包装，故将其称为“黄册本”），是该志成书后呈宪政编查馆审阅之样书，不仅保存了袁大化的每卷序文以及编修时绘制之舆图与礼俗画，而且还保留了王树枏因事离任后由王学增补编的四卷本《新疆图志补编》，内容丰富。宣统三年（1911）由新疆通志局在乌鲁木齐的木活字排印本（簡称“志局本”），作为《新疆图志》最早的刊行本，由于印行之际正当新疆危急之时，仓促印行，在引文失误、出处误记、知识错误、重复叙述之外，还存有植字颠倒、误植、脱讹等诸多错误，且卷下无袁大化之序。1923年，东方学会的倡议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在志局本的基础上重新校订《新疆图志》（简称“底本”，又称“东方学会本”），并在天津重印。此版不仅一改志局本的粗糙，印刷精良，还在修订了志局本初印时的诸多错误之外，将志局本某些生僻古雅之文字改为通行且易于理解之字词。东方学会本在删除了袁大化为每卷所撰之序文的同时，也在《奏议志》中增加了袁大化在新疆任职时的奏议18篇，将志局本22幅黑白地图红色套印并装订成册。此外，由于《新疆图志》最初是按照29种分志分别纂修的，且各册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