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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浅谈治理腐败能力的现代化 ? ? 黄玉国 摘 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提出，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各领域改革目标的科学提炼，为我国未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国正在高压反腐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反对腐败已经开始从治标转向治本，为此，我们应该不断革新思维、创新理念，积极推进治理腐败能力的现代化。 Key：治理能力；现代化；腐败 ：D035 ：A 腐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伴生物，也是当前社会难以根治的病症。它主要是指通过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滥用职权，获取不正当利益、损害社会正当利益的现象。从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30多年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表明了我们党对政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为此，我们在治理腐败的问题上也应该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现代化的思维和方式去认识腐败、解决腐败。 一、以现代化的权力视角，加大权力治理腐败的力度 首先，要认清权力的来源，权为民所赋。虽然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各异、种类繁多，但是，从本质上说，腐败就是公权力的滥用，是为了个人私利或者局部人的非法利益而滥用权力。按照近代政治学家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的解释，公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让渡的，公权力的行使应当服务于公共利益。否则，人民有收回权力的权利。但是，实际上权力赋予一旦完成，人民想要去监督和控制政府或公权力往往就难以有效进行。比如，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表面上看人民可以通过选举更换或轮换政府，但是，这种制约也仅仅是在选举时期可以发挥作用，相反，在当前这种政治政党化和政治表演化的背景下，人民往往是成为了“一天的主人”、“五年的奴隶”。正是如此，一些公权力的掌握者就把自己对权力的使用权当做了所有权，忽视了权为民所赋。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的权力不是来源于上级的授予，也不是来源于自身的奋斗，更不是来源于家族团体的继承，而是来源于我们的人民。否则，人民真会像卢梭所言，行使他们最后的反抗权，收回他们让渡的权力，推翻政府。 其次，要把握权力的本质，权为民所用。米尔斯认为权力就是指在反对情况下仍能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同时，权力也是集体赋予领导主体（领导者个人或领导团体）支配公共价值资源份额的一种资格。也就是说权力可以参与资源配置，具有支配的能力。但是，我们都知道社会的资源具有稀缺性，而权力却享有强制分配稀缺资源的权力，那么，毫无疑问，权力就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一种资源。人们对权力的追逐，实则是追逐权力背后所潜藏的能给自己带来的私利。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拥有权力的人的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务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也正如约翰·阿克顿勋爵的一句名言：“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所以，我们必须确保权为民所用，把过分集中的权力适当地进行分权制约，以权力制约权力；把强制性的权力与稀缺性的资源进行弱化分离，以简政松绑权力；必须加强权力的监督，防止权力的滥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现代化的权力运行机制，我们应该围绕科学决策、有效执行、有力监督去不断完善腐败治理的权力运行体系。 （二）以科学化的制度保障，加强制度治理腐败的硬度 正确理解制度的含义是完善制度治理腐败的前提。当前，制度反腐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致认识，但是，我们对于制度的理解却还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著名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制度有两层含义。其浅层次含义是指那些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条条款款，即规章守则。大多数人就认为，制度反腐就是不断地制定和出台类似这样的条条款款的制度。但是，实际上制度最核心、最具实质意义的是权力结构，这是制度的深层次含义，也是制度的核心本质。只有真正把深层含义的制度理解好和运用好，才能切实地让制度发挥作用，使规则真正地运转，否则就形同虚设。所以，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等等。因为，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