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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苏州地区府州县成型方志的修纂 作为宋元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地域文献基础，《方志》的历史价值在过去30年新旧版区的扩充中得到了多次证明。 初刻于正德元年( 1506) 的《姑苏志》,是继洪武十二年( 1379) 《苏州府志》之后明代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苏州府志,在记录明代前半期苏州地方社会整体历史方面所具有的官方唯一性保持了 将近两个 世纪,直至康熙 三十年 ( 1691) 清代首部府志问世。目前有关《姑苏志》的研究侧重其体例、内容等文献价值 一、 明代苏州县志的修刻时间 苏州地区以郡( 府) 、县为书写范围的成型方志,大致自宋代以来逐渐出现和发展,历元至明,现存郡府志4部、州县志25部 通过表1可知,宋元明时期苏州方志修纂形态具有自己内在的理路,这是影响方志书写者组成的结构性背景。 其一,官修官刻是宋以降苏州方志书写及呈现的主要方式。从修成的志书数量来看,在表1所列29部传世苏州方志中,官修之志为22部。考虑到私纂府、州志的卢熊、杨 ue38f 曾经各居教谕、训导之职,出自二人之手的志书亦可计入“准官修”之列,以其必得府库典籍之助也。从拥有刻本而得传世的志书数量来看,官刻之志有23部。未刻的弘治《昆山县志》、正德《练川图记》是官修的县志,一般而言若无特殊情况,按例是应当由官府予以刻印的。 其二,府州县正官是同级政区方志书写的主导力量,具体编纂工作则由本邑居乡士绅负责。官修方志的几个关键环节,如修志议程的发起、主纂人选的择定、梓刻事务的统筹,无不仰仗知府、知县及知州居间提调。而在表1所列苏州方志中,正德《练川图记》之外,不论官修私纂,本县人书写本县方志成为惯例。府志的书写者自两宋之际即归于吴、长洲二县士绅 其三,12至17世纪,苏州地区方志修纂存在明显的高低峰时期,府志、各州县志的修纂频度并不一致,不同年代的各县士绅并不同享均等的机会跻身方志书写者的行列。虽然表1所示诸志远非三朝修志全貌,不宜据此得出最接近事实的统计数字,但就方志书写者而言,所修方志是否能够克终而示后,显然是体现自己书写价值乃至文化权力的前提。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或可将存世方志修刻时间的分布近似视同书写者行使文化权力的分期。 生活在13世纪至15世纪后期的苏州士绅,即使曾经拥有过书写方志的机会,也很少能够借此为本人及家族谋取利益。明代苏州一府八州县中,太仓州、崇明县以新附故不表,吴、长洲、吴江、嘉定四县晚至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才开始陆续建立起各自志书的文本之链。而府志及常熟、昆山二县志的书写者虽然能够接续自南宋以来的志书文本,但在14至16世纪中,这套序列也已中断了百数十年。 15世纪90年代至16世纪70年代是苏州地区方志修纂的高峰期,这八十多年中修成存世方志15部,占整个明代总量的62. 5% 。虽然17世纪前40年中亦修成存世方志8部,但其中一半均系私纂之常熟县志,这个时期苏州全府的方志修纂显然已经进入低潮期。 明代苏州府县志书整体续修的间隔期,以昆山、常熟为短,嘉定、太仓次之,崇明、吴江再次之,而府志及吴县、长洲县志续修间隔最长。 以志书刻讫( 未刻以纂讫) 作为修成标志,据以考察明代苏州府并各县志书的修纂间隔,吴县志、府志、崇明县志、吴江县志均为二修,分别间隔133年、128年、100年、73年; 昆山县、嘉定县、太仓州志书均历三修,各自间隔35和38年、48和58年、48和94年; 长洲县志虽曰二修,期间仅隔22年,但维持前志框架不改,仅仅增补了10卷《艺文志》; 常熟县的情况比较特殊,16世纪前期的36年间先后修成2部方志, 17世纪的前40年里陆续纂成4部县志。 综上所述,苏州地区的府志与州县志修纂一直呈现出非均质的形态格局,也都经历了南宋时期的持续发展、入元之后的停滞不前以及明代中期的增长高峰。但在五百多年的漫长历史中,能够使自己的名字与存世29部方志之书写人产生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苏州士绅,终不过寥寥数十。书写苏州地区的方志,尤其是书写明代苏州府志,仅仅属于极少数兼具资质与时机之辈,不啻为区域社会中的一项文化权力。 二、 《苏氏修志》修志的时间、结构及修志人员 经由上文分析,可知《姑苏志》修成之时, 吴江、昆山、常熟、太仓四县( 州) 志俱已修竣, 且正处于清代以前苏州地区方志修纂高峰的初期。主修王鏊、同修杜启的两篇序文勾勒了这部明代苏州唯一官修府志的大致修纂经过,不过,要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修纂过程及组织背后的更多情况,就不宜将视线局限在弘治、正德之际,有必要在明代方志修纂的整体格局中进行定位和思考。 首先,原任吴县教谕卢熊私辑的《苏州府志》,于洪武十二年由知府汤德督刻完成,此后一百多年里都没有新志修成,但来自朝廷和邻近诸府的压力,使这一时期的几任苏州知府不能不考虑将修纂府志的事宜提上日程。 来自明廷的修志需求,在编修一统志的景泰后期比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