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前半期土地开垦与地方政府治理.docxVIP

19世纪前半期土地开垦与地方政府治理 太平天国运动（1851864）无疑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果除掉那些基于迎合政治目的的看法, 对于太平天国的实像和它对于后世的影响, 至今有待考证的部分依然为数不少。美国的著名历史学者科恩 (P.A.Cohen) 曾说, 过去太平天国被彻底地置于产生于中国清代的社会矛盾的运动的地位上 本文将根据以上所提出的问题, 对太平天国的发祥地广西在爆发起义的前夕存在的社会矛盾进行分析。笔者曾就广西实地搜集的族谱史料为基础进行研究, 并指出了金田村所在的广西东南部在清代是已经得到开发并取得发展的移民社会, 那些以促进社会进步为目标的移民们引发出当地激烈的社会竞争, 从而在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成功的社会精英和非精英之间发生了深刻的对立 但是, 这些分析都是建立在重点观察和把握一个静态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 所以对于19世纪前半期中固有的历史事件的动态分析成为了当时留下的课题。而且在解释为什么太平天国可以发展到如此宏大的规模的问题上, 将当时中国各地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的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以1999年和2001年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收集到的档案史料 (宫中档案及军机处档案) 作为基础进行分析, 这些史料都是当时的地方官对皇帝提出的行政报告, 当然官方常见的粉饰和虚假的成分自然不可避免, 未能完全真实反映出当时的情况这一点也是可以想象的。但是, 这些史料同时也是记录了当时历史事件的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从中可以分析当时的行政官员关注着怎样的社会问题, 又是抱着何种认识的。 此外在这些档案中最有价值的一点是, 在关于一些重大事件上, 包含当事人的供诉词在内都有详细的记述。本文将充分利用该史料的这一特点, 联系与之相关的地方志、族谱等各种史料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笔者希望这些考察对于认识中国的19世纪前半期是怎样的历史时期, 太平天国为何能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给近代中国造成深刻影响等问题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途径。 一、 土地开垦荒地 广西自古被称为烟瘴之地, 是汉族开发耕地相对落后的边境地区。通过以下的情况可以看到19世纪的一些变化。道光二十五年 (1845) 广西巡抚周之琦对该地区的荒地情况在上奏中向皇帝进行了如下的汇报: 盖缘粤西跬歩皆山, 田亩虽多, 山居其半, 且系苗懦汉土杂处, 地皆硗确, 土鲜肥饶, 并无平原旷野、成片荒地。其山头地角, 间有官荒, 率皆沙石夹杂, 不成坵段, 与他省旷地不同。 是以定例上中则水田一亩、旱田三亩, 下则水田五亩、旱田十亩以下, 例免升科, 向听小民垦种, 免其升科。各处官山隙地, 毎年査照省例劝谕开垦。凡有报垦之戸, 呈明地方官亲往勘明, 给与印照承垦。溯自道光元年 (1821) 至今, 节据平乐府属之恭城、思恩府属之武缘、上林、镇安府属之小镇安通判并天保、归顺、郁林州属之兴业等厅州县具报, 开垦或数亩致数十亩不等, 均经由司査明, 照例升科, 造冊具题。 (这些耕地) 悉系民人具呈报垦, 并非定价召买。其未经呈报者, 亦査无私垦隠赋情弊。又巻査民人因控爭充公封禁各荒地, 禁垦已久, 自应官为谕垦, 不使废弃, 节经出示, 援案召买, 倶因地瘠民贫, 不愿承受 根据这篇奏折我们可以知道以下的情况:广西因为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岩石山, 土地贫弱, 在荒地中不能开垦者占了绝大部分。所以政府对于小规模的开垦土地的课税采取放任的态度, 并且在1820年到1840年间也曾经收到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那些没收充公和曾经遭禁的荒地的开发, 因为地瘠人贫, 政府即使采取鼓励的态度, 也没有得到人民的响应。 那么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表1】是嘉庆和道光年间关于广西开垦荒地的报告的一览表, 关于土地的规模表述中“数亩到数十亩”的用词相对较少, 而地域也限制在天保县、奉议州、归顺州等广西西部旧土官统治地区。此外即使是在被申报的开垦土地数目最多的天保县, 乾隆二年 (1737) 到嘉庆四年 (1799) 间的开垦面积是15, 892余亩, 与19世纪的4, 392余亩相比开始显示出开垦的速度减慢, 广西的土地开垦已经过了最高峰的情况也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担负土地开垦事业的中坚力量大多数是移民, 他们作为当地的精英势力开始逐渐抬头。例如在乾隆年间庆远府宜山县, 作为“士民”的陈子仁等人 (原籍广东惠州) 向政府借了白银2, 400两, 建造灌溉设备开垦了6, 200余亩的土地 伴随着当时土地开垦事业的发展和新兴势力的增长, 开始引发出激烈的社会变化, 并频频出现围绕耕地所有权为中心的纷争以及势力对立等等问题。笔者有幸在档案史料里发现了当时留下来的两件京控事件的报告, 也就是在地方上解决不了、而被提交到北京都察院进行审理的诉讼案件。下文将对其中的内容对当时的土地开垦情况给社会带来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