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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看巴县行帮与国家的关系 清代的社会与国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早期研究认为清代知县的行政机能没有实现与民间社会融合,政府无法如现代政权一样深入到基层社会。 本文主要依据清代巴县档案中保存的司法文书和政府文告,通过解读档案史料,描绘巴县城镇社会关系以及权利争夺的具体过程,再现巴县商业行帮的存在状况以及他们在市场争夺中的角色。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清代巴县城镇的脚力行帮、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模式,从一个侧面展示清代巴县民间社会与国家基层政权之间的联系,探讨传统城市社会构建的过程。 一、 巴县的脚夫管理 重庆是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城市,这里总汇了长江、嘉陵江干流及诸支流水域,万商云集,八省通衢,是四川东出湖广至北京驿道的中途冲站,也是云贵北上进京的必经之地。巴县是川东道首府重庆府的首县,清代的四川总督和川湖总督曾经驻节于此。18-19世纪,随着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方移民开发和工矿业的增长,长江上游地区市场经济迅速发展,19世纪20年代,由于商业和航运的发展,重庆迅速成长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地位超过了成都。到19世纪90年代,重庆成为长江上游地区内外贸易的中心。 巴县脚行力夫来源广泛、人员混杂,他们在搬运货物的过程中常常因丢失货物、争夺生意、劳动报酬等产生纠纷,成群结伙肆闹不休,严重影响了城市正常的商务运转,扰乱了市民的社会生活秩序。为了管理和规范这些人及其活动,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方便客商贸易,也为了在脚夫中抽税、派差,清代巴县地方政府在当时特定的组织条件和认识水平上,用组建工商业行帮的办法,对脚夫力行进行了长期的组织化建设。乾隆三十六年(1771)四月初十日的一份档案显示朝天厢码头奉命设立夫头管理脚夫:“朝天厢码头乃三江总汇,客商云集起货之所。因无夫头统率,以至货物拢岸,脚夫拥挤抢背,往往失落,甚有脚夫背货藏匿,或于中抽取货物,不一而足。前沐仁宪在码头赏示,设立夫头,将散夫清查造册……散夫如有增添,随时开报注册……蚁等遵示,现在议立夫头,第恐各行站居铺客商不遵,非仁宪示谕传知,并祈陈情各宪立案,赏给夫头执照,蚁等有凭议立,无负宪德。”四月二十四日,巴县示谕通城各行站铺店,“本县设立夫头,凡客货起岸,俱经夫头雇人背送。如有遗失,着落赔偿……为此,示谕通城各行站铺店人等知悉。嗣后客货下河,不经夫头雇人,自令本店伙房人等背运者,设有遗失,惟行家站房以及伙房自问。”五月十一日,夫头徐殿扬、陈大善领取了巴县知县颁发的执照,正式认充朝天门码头夫头,管理本地脚夫。这个执照是他们对脚夫行使管理权力的法律依据。执照以官府正式公文的形式表明它的权威性: 据朝天门码头徐殿扬、陈大善认充夫头前来,合行给照。为此照给徐殿扬、陈大善收执。嗣后每逢客船装货抵岸,务须经理散夫背运货物,交割明白。仍不时稽查外来无籍之人,勿许混行抢背客货。倘有恃横滋事,许即扭禀本县,以凭法究。尔等亦不得勒索偏枯,至干察究不贷。 直至道光时期,巴县七门夫头不仅继续应办各衙门日行差务,而且他们承担的义务还在增加。按照成例,巴县七门夫头凡遇“各衙恩主荣任、荣升,以及各大宪按临差务,蚁等承认办理”。但各衙门不顾旧例,超出限额向各帮勒派服役。夫头们不得不“拨夫二三十名不等,日则听其驱使,夜则在彼守候,一切饭食均是蚁等散给” 为了加强对脚力行众多人员的管理,官府和地方社会、各行夫头们都采取了积极措施,制定行业规范,使对脚夫的管理制度化。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巴县札饬下属码头行栈、各经管头人及脚夫人等,“嗣后如遇驳船拢岸,无论山广各货,应由各行栈码头专管夫头,派拨妥实散夫背运,勿使无聊流痞仍前强背拥挤肆闹” 从上述文件可以看到,巴县对于行帮脚夫的管理方式是用干预组织行帮、委任设立夫头、备案各帮轮派值年、公同议定行规等办法。行帮的组成受官府深刻影响,行帮的行规也是在官府直接干预下形成,并且使用国家权威加以正式发布,饬令市民、客商一体遵行。可见,虽然清代国家正式的政治设置到县为止,但是,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却可以通过委派代理人的方法向下延伸,一直达到最基层的民间社会。在这里充当代理人的是行帮行首、值年。所有的行头、值年都从官府取得执照,他们参与制定行业规范,直接管理脚夫,分派搬运业务,集体承应官府差遣,官府还允许他们从所管理的搬运业务中收取一定比例的用钱补贴收入,同时也为雇募差役筹集使费。 因此,巴县的行帮在组织商人社会的过程中得到官府的大力支持,行帮并不完全是在商人社会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民间机构。这显示出巴县脚力行帮与国家政权的密切联系,他们与西方近代早期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存在明显的差别。巴县的行帮绝不是一个自由的社团,他们不能像中世纪后期的西欧同行那样获得自治,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行帮组织化建构的结果使更多的人处于国家行政的监护之下,商人作为一个阶层,没有也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