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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 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的中心——天津，被邪恶的湖南封锁。天京的淪陷,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失敗,革命斗爭的形势轉入了低潮。 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中国的革命形势,在太平天国革命风暴的影响下,不久便掀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次革命高潮。在这个高潮里,太平天国以天京为心脏,會給予淸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使淸政府一时手忙脚乱穷于应付。而后太平天国虽然爆发了內江,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誤,但是,太平天国在全国人民一致的拥护下,仍然度过了惊风駭浪,使革命的形势叉曾一度高漲。一八六四年七月太平天国終于在內外反动派共同圍攻下,一蹶不振,据守十余年的天京,陷入敌手。从此就标志着敌我双方斗爭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也就是說,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失败了,革命高潮开始傳入了低潮。这一斗爭形势的逆傳,革命低朝的到来,不可否认的摆在太平天国广大将士面前的有两条道路:是継續坚持斗爭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呢?还是貪生怕死、搖尾乞冷、投降变节苟活下去呢?事实证明,絕大多数英勇的太平天国战士們,都是沿着第一条道路前进的。但是,也有少数意志不坚定、貪生怕死之徒,在此困难時刻到来的当儿,經不起生死的考验,临危幸免,竟向敌人屈膝投降,背叛革命,作了可恥的判徒,早已动搖妥协意志消沉的李秀成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李秀成向敌人“乞恩”、“乞活”、投敌变节,从表面上似乎是突然的,其实如果我們深入地研究一下,不仅不突然,而且是很自然的。毛主席告诉我們說,我們必須“从事物的內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硏究事物的发展,卽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矛盾論》)。李秀成投降变节則是早已有了內在原因,再加外因的影响,遂促成他这一可恥行为的表面化而成为判徒。如此說来,李秀成的投降变节幷非突然。 以下的事实,完全証明了这一点, 1.李秀成从同情包庇投敌变节分子,一直发展到自己也企图投降敌人,綫索分明,絲毫也不奇怪。还在太平天国內訌不久李秀成剛露头角的时候,就对他部下李昭寿投敌变节的罪行,絲毫也不加以譴責,他說:“李昭寿在我部下扰乱民間,与守将鬧事,我幷未責其半言。何其献滁州投大淸我亦未責”(見影印本《忠王李秀成自述》,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見同书)。他不仅不斥責李昭寿的叛国罪行 事过不久,李昭寿还敢于派人公然恃专函前来誘降李秀成,这就更說明了李秀成的立場严重不稳。所以在一定时候、一定条件下,李秀成叛国投敌,絲毫也不奇怪。 此外他对于“松王陈德风通于东門外蕭軍門”的叛逆行为,不仅不协助太平天国依法惩办这个通敌分子,反而在“其事泄之后”,因为“松王与我相好”,就“出計保之”,幷代他用去銀一千八百余两,以“保陈德风之命”。 “此事(此)过未久”,李秀成的妻舅宋永祺也同样的作出通敌叛国的叛逆行为,主持刑部的莫仕葵已經把宋永祺逮捕,幷“押入囚內,欲正其法。”在这样情况下,李秀成看到“此事連及我身”,馬上“将銀用于莫仕葵,而后寬刑,不治其罪,奉旨輕办。” 由以上两件事情看来,李秀成已由同情投敌叛国分子发展到庇护他們,幷为这些人説情行賄,开脱罪責,減輕处分,破坏法紀,严重地危害太平天国的根本利益。基此而論,李秀成距离投敌叛国已遙遙在望了。不过最突出表示李秀成愿意投敌这一行动的,还是他和留守苏州的一些将領談話时所表述的那样。李秀成說:“留守苏州……这班之人,久悉其有投大淸之意,虽悉其所为,我亦不罪。間时与其談及云:……現在我主懞(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由尔便,尔我不必想(相)害,……現在之势,我亦不能留尔,若有他心,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我覌其行动,悉其有他心,故尔明說,我見势如斯,不严其法,久知生死之期近以(矣),因我粤人无門他入,留其全生。”李秀成这段話首先告訴我們說,由于天王的昏憒,国亡在卽,你們这班两湖之人,为了“留其全生”,我虽明知,亦不严其法。其次又告訴我們說,你們都是两湖之人,在太平天国其势不能久的情况下,还可以投降大淸,找到一条生路,象我們这些两粤之人,唯有徒奥奈何了!特別是我李秀成身为太平天国的軍事統帅,罪大恶极,縱然想投降,但沒人保我的險,也是枉然。李秀成在这里对着部下竟公然的这样說,不仅目无法紀,无恥之尤,同时也說明了李秀成是多末样的愿意投降敌人啊! 2.李秀成一貫的厚待敌人, 如果仅就这两件事情,說他与敌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証据还不够充分的話,那末,我們还可以看看他对于位置更高的敌人被俘后是怎样对待的:李秀成攻克杭州时,对于民憤很大的浙江巡撫王有龄就特別关心,他在自述上說:“我官兵四面越城一踊而进,我亲自上城,抢得一奇(騎),单人直冲到王有龄衙內,寻取此人,入屋四寻不見,寻到其后花园,見其吊死,当令亲兵放下,其已死矣,后而用棺木載之,将其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