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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洪秀全是如何从石达开走 关于石大凯分离的重要论点之一是石大凯离开了洪秀全。以封建忠君的观念来评价历史人物,这是一种偏见。 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运动始,利用宗教的形式宣传动员起广大群众,组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封建的农民运动,代表了农民的意志,树起了一面农民阶级反封建的旗帜,为人们所尊重、称道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在政治上迅速封建化,帝王思想急剧膨胀。他大兴土木,腐化堕落,“僻处深宫”,不亲政务,胸无全局,不图进取,壮志消磨殆尽。以反封建始,以封建化终。天京事变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洪秀全不理朝政,昏庸无能,致使大权旁落。杨秀清这个“天父”一下凡,他就跪地受责,成了杨秀清任意玩耍的傀儡,当然为杨秀清所鄙视。事变发生后,又伙同韦昌辉党同伐异,成了韦昌辉的傀儡,把天京搅了个血雨腥风。若不是石达开和举国军民一致要求除掉韦昌辉,恐怕天京早就断送在洪秀全之手了。思想上,洪秀全沉缅宗教,并日益发展到迷信甚至丧失理智的程度。洪秀全自己创造了上帝,又被上帝俘虏,陷在宗教的泥潭里不能自拔。由注重现实转变为注重上帝;由重视人才,转变为一味信天不信人。组织上,洪秀全把太平天国事业看成是洪氏的 当然,在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条件下,石达开也具有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如他兴建了翼王府,也有几个王娘,也曾信过宗教。但较之洪秀全,不知要好了多少倍。政治上,他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反封建的斗志不曾丝毫衰减;思想上,他还在一八五五年经略江西时,就已放松了宗教宣传,而从政治入手;组织上他从没有僭越万岁位置的言行,更没有想过和经营过石家的江山。洪秀全与石达开相较,此时石达开更能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更能代表太平天国反封建的旗帜。 有人责备石达开当洪秀全有所悔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削去两兄王爵,送去镌刻“义王金牌一道”,请石达开返回天京时,石达开不予理睬。 大家知道“义王”尊号并不是洪秀全此时的发明。石达开在天京事变时的正义举动及其丰功伟绩,使他的威信在太平天国中达到高潮,合朝官员、全体将士衷心拥护石达开,共上“义王”尊号,并向洪秀全保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可知,这些都不是出自洪秀全的意愿。现在洪秀全却铸“义王”金牌送石达开,并革去两兄王爵,是否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否!洪秀全一贯坚持“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君错”,他是认识不到也不想认识到自己留恋帝位,沉缅宗教的错误,而且在组织上更加不择手段,任人唯亲,不用贤才的错误愈演愈烈。石达开出走后,李秀成见“国乱纷纭”,出面谏奏,要求洪秀全“择才而用”,改善政治经济措施,不用安、福二王,仍重用石达开。这些正确的意见竟使洪秀全勃然大怒,革去李秀成的官爵。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是按照洪秀全的意愿进行的。石达开出走时完全可以历数洪氏兄弟的所做所为,要求太平军脱离洪秀全。然而他并没强求官兵追随他,他的出走告示上也只是劝诸将“依然守本职,各自立功名,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然而,谁是谁非,太平军将士目然分明,二十万太平军群起响应石达开,可见人心之向背。结果造成“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局面,加上天京内包括李秀成一致拥护石达开的呼声,使得洪秀全在政治上感到极端孤立;同时,清军利用洪秀全的分裂错误,加强了攻击,溧水、句容相继失陷,江南大营集中力量反攻,大军云集镇江,使洪秀全在军事上感到了巨大压力。于是被迫接受大家的意见,削去两兄王爵,铸“义王”金牌送石。可见这些同样不是出于自己的心愿,只是想稳定一下天京军民对他的不满情绪,只是一种姿态,一种手法而已。 洪秀全并没有认识和改正错误,而是紧接着任命自己爱臣蒙得恩为正掌率大臣。蒙得恩仍是一个昏庸无能、“永不出京门”,没功绩、没建树的人。“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各有散意”(《李秀成自述》)。一八五八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形势急剧恶化,洪秀全稍有振作,选拔李秀成、陈玉成等名将。可是等到诸将拚死力战把形势刚刚缓和一些时,洪秀全马上又开始经营起洪氏小集团,再次封两兄为王,把族弟、侄子、外甥、女婿统统安插在最高领导岗位。这些人除去洪仁玕还有政治头脑外,其余不是幼小无知就是昏庸之辈。另外,洪秀全故伎重演,害怕李秀成、陈玉成功高权大,危及他洪家天下,于是将李、陈部下大将都封为王爵,以分而治之,牵制他们,使之互不统属,力量分散。李秀成部将陈坤书为非作恶,李秀成要治他以罪,陈纳贿于洪仁发、洪仁达,洪氏立封陈为护王,陈更加有恃无恐。当苏州被困,李秀成发出三次求救书都调他不动。洪仁发八个儿子都封为王,六人还不满十岁。洪氏滥封王位,“竟有二千七百多王” 洪秀全顽固坚持错误,就很难使人相信石达开返回天京,不会第二次逼他出走,或出现第二次天京事变。石达开权衡利弊,不回天京也在情理。而唯一能做到的,只能是当比较有政治头脑的洪仁玕总理朝政时,遣使向他祝贺,并通过他建立起与洪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