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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四分法的演变 叶明士，1900年出生于湖南省浦浦地方土族。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他早年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东南大学) 。后来, 在课堂上曾向我们讲述过当年听竺可桢先生授课的情况, 说竺先生熟记国内外许多城市的经、纬度, 随时脱口而出。我想, 受到大科学家这种献身精神的熏淘, 正是向先生后来在学术研究的漫漫征途上一直勇往直前的重要动力源泉。 1924年向先生从南京高师毕业, 当时的学术界并没有一开始就为他敞开方便之门。他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作见习编辑。在课堂上他讲过这样一件事:在商务见习将近期满时, 每天都盼着能收到聘书, 直到最后一天, 实在沉不住气了, 就给一位在外地的同乡发了一封请求协助找工作的信。可是上午刚发出那封信, 下午就接到了聘书, 于是又赶忙到邮局花钱把那封信找了回来。后来几年, 他即开始翻译西方学者有关中亚和东亚地区历史、考古方面的著述, 并逐渐进入历史学、考古学研究领域, 终于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南海交通以及敦煌学方面的权威。 觉明师的同乡沈从文先生在《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沈从文文集》第12卷, 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对他曾有这样的评论:“努力治学, 生活素朴, 为人诚恳态度, 尤足为吾湘年青朋友师法。”沈先生评论的是觉明师关于唐代“俗讲”的研究, 然而终向先生一生的为人为学, 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1961年上半年, 向先生给我们讲史料目录学。先生满腹经纶, 却不善言辞, 讲课时只顾自己低着头说下去, 很少抬头看学生们的反应。但是对教学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 却使我们深受感动。当时多数课程没有讲义, 只是靠听课时记笔记。向先生则不然, 开课之前就把这门课的讲义发给我们。讲义分三部分, 分别讲述《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为的是让学生了解古籍目录从刘向、刘歆父子的六分法到隋唐以来四分法的发展演变历程。在讲课中还经常介绍一些图书版本方面的知识, 并带领我们参观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 (今国家图书馆) 的善本书库。当时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在温泉中央档案馆, 向先生也带领我们参观过。记得一同去参观的, 还有河北北京师院的赖家度先生、吉林大学的李时岳先生等。 课下, 同学们和向先生的交流较多。我们常去向宅——燕南园最北边那个独门独户的小院拜访。向先生是一位仁厚长者, 我们见他毫无拘束的感觉。当时是“困难时期”, 他自己不吸烟, 却用特供的“大中华”招待到访的学生。我们一位有“抽烟喝酒恶习” (见于“毕业鉴定”) 的同学, 曾抽过向先生的“大中华”。先生很关心我们的学习, 同时从接触中也逐渐发现他对我们那一代北大历史系学生的业务状况, 多半是不大满意的。有一次向先生问我俄文学得怎样, 我想起当时自己在阅览室读苏联学者达斯金的文章《契丹文字试读》的情况, 就回答说:“一个小时可以读一两页。”先生听后摇头说:“你的外文没有什么用, 外文要达到有用的程度, 一小时至少要能读四、五页。”1962年冬季, 有一次我和同学一起去向先生家, 他说系里让他招研究生, 他不得不招, 但是他不准备录取, 显然是认为招不到合格的。尽管如此, 他对学生们仍是满腔热情。有一次我告诉向先生说, 邓广铭先生指导我写毕业论文, 选的是关于西夏历史问题的题目, 向先生当时就很认真地对我说:“学术研究应当找冷门。你要是研究隋唐史, 即使有成绩, 在世界上也很难进入前一百名;可是搞西夏史就不一样了, 只要有成绩, 就有可能进入前十名。”说完之后, 他又找出吴广成的《西夏书事》, 让我拿回去阅读。 先生藏书丰富, 他让我们进他的书库看过, 足有一间大教室那么大, 而且好像还不止一间。都像图书馆那样的双面架子, 一直到屋顶那样高, 好多排, 两排书架中间只能通过一个人。先生早年在北图工作过, 后来又长期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 非常爱书。他的藏书不限于古籍和中外文学术著作, 还有一些“热门”书。1961年有一本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曾红极一时, 有一次张杰夫兄在32路 (今332路) 汽车上见到向先生, 先生进城专为购买那本小说, 而且一次买两本, 他的藏书有些是有复本的。1961年讲授“史料目录学”课程快结束时, 让每人选一研究题目, 根据所学目录学知识编列出参考文献目录。我们将这一实习完成并交给先生之后, 先生又按照每个人编制的文献目录, 从自己的藏书中, 将涉及的书籍全部找出来, 每人一堆, 夹上先生亲笔写有各人名字的纸条, 供我们取回阅读, 其中有古籍, 也有早年出版的外文书籍。 向先生帮助学生, 真是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有一次我和赵葆寓兄去先生家, 先生问起他的毕业论文, 得知他的论文题目是有关太平天国历史的, 就将自己1936年从大英博物馆抄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