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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曹七巧与三仙姑形象比较 玉米、曹七巧和三仙姑是现代作家毕飞宇、20世纪40年代占领该地区的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和赵树立创作的典型形象。这3个典型形象各具特色, 但从人性角度来看, 她们似乎又是同一范畴的人物类型, 即作为女性, 她们都有因婚姻悲剧逐步走向人性异化的性格演绎, 都有不同程度的变态心理和变态行为, 并在畸形心理指引下寻找宣泄途径, 突出表现在她们以破坏儿女或亲姊妹的婚姻幸福来发泄被压抑致畸的情欲。因此, 可以说, 她们都是携带人性恶基因的人物典型, 是欲望纠结下人性扭曲的“恶之花”。这3个人物有诸多相似之处, 也不乏相异存在, 但据笔者所知, 将这3个人物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和比较目前鲜有涉及, 或许, 时代的隔膜以及3个人物的外在差异是造成这一空白的主要因素。本文就试图对这3个形象塑造的相似与相异之处进行分析和研究, 从而使我们对这3个人物形象能有一个更好的把握。 一、 现实导向的人性虐待狂 作为一种共同的倾向, 玉米、曹七巧与三仙姑这3个人物形象都充分体现了作家毕飞宇、张爱玲与赵树理在视域侧重上对人类感性生命欲望的关注, 并将对其充分展示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和追求目标。 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 有食欲、性欲、权力欲、表现欲以及渴望关爱、渴望自由等等。在行动上, 毕飞宇塑造的玉米一心要“出人头地、做人上人”, 曹七巧在张爱玲的笔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于金钱的狂热追求, 而赵树理刻画的三仙姑则是虚荣心膨胀, 生活的全部目的就是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围在身边。为了她们孜孜以求的目的, 玉米不惜成为革委会副主任的“晚期老婆”, 曹七巧是在猜疑争斗中耗尽了自己十年的青春, 三仙姑更是在公公干涉后不惜装神弄鬼。相距半个世纪的3位作家以其敏锐的意识, 深刻地表现了对权力、金钱与虚荣心满足的狂热引起的折磨于人性的巨大腐蚀力。或许是因为失去太多, 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采取对身边亲人婚姻的变态干涉来发泄她们的怨与嫉:曹七巧不动声色、轻描淡写地用几句恶毒的谎言就彻底断送了亲生女儿一生的幸福, 又用极不光彩的卑鄙手段逼迫儿媳妇人前丢丑, 最终导致其抑郁而死;玉米为了自身在郭家的地位可以非常“果断”地向郭左揭发了妹妹那一段不能见人的历史, 从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毁灭了玉秀的爱情;三仙姑怕“多一个小芹, 没了自己的份”, 就极力反对小芹与小二黑的婚事, 不与小芹商量就把她嫁给了死了老婆的退职军官。种种反常的实现欲望的方式带给了她们的亲人以不同程度的伤害。 在《玉米》、《金锁记》与《小二黑结婚》中, 我们更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玉米、曹七巧与三仙姑那种为情爱 (包括性欲) 挣扎的迷乱和扭曲。有着火辣辣生命力的七巧渴望正常男人的爱情, 哪怕仅仅是肉体上的亲近, 然而这个渴望最终被无情地打破, 曹七巧“变成了一个供黄金驱使的幽灵”、一个阴鸷、冷酷的丧失人性的虐待狂。对于玉米, 大概很多年以后, 我们也还能记得玉米逐渐对飞行员未婚夫动了真情时几乎“要了命”的忍耐, 但一切美好的未来都在父亲下台后灰飞烟灭, 在她后来自我“性虐待”的疯狂行为中实际渗透着太多复杂的情感。而俊俏活泼的于福媳妇15岁由父母包办嫁给了“整天不多说一句话, 只会在地里死受”的丈夫, 其在青春枯萎中的不甘跃然纸上。3位作家以极其细腻、娴熟的艺术手法为我们塑造出了鲜活的“这一个”艺术典型,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人性的人性基础 作为一种共同的表征, 玉米、曹七巧与三仙姑这3个人物形象还都体现了毕飞宇、张爱玲与赵树理在对人类感性生命欲望充分表现的最终意旨方面的共同之处, 即都是以在人类感性生命欲望的挖掘中寻求对人性认识的深刻为追求。 首先从人性的社会属性上看:毕飞宇曾就《玉米》的写作有如下明确表示:我们身上都有个鬼, 这个鬼就叫做“人在人上”。 3个人物形象还凸现了人性中更为普遍的自然属性特别是恶的表现。人与人之间往往有一种相互敌视、折损乃至戕害的阴暗潜意识隐藏在人性的深层领域。玉米、曹七巧与三仙姑身上的这种邪恶心理已全然跳出了潜意识领域, 完全撕毁了家庭伦理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这3个人物形象人性面纱扭曲的悲剧还是一出人格分裂、变态的心理悲剧。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如果一个人情欲的施放得不到现实的回应, 那就会以种种非常态的施放来获取满足。玉米的“性自虐”、曹七巧恋子妒女的变态行为、三仙姑的“极不安分”以及她们对儿女或妹妹婚姻的干涉等等一系列所作所为, 表面看十分有悖于常理, 然而, 运用弗洛依德理论, 这3个人性恶的典型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 就一般意义而言, 个体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欲望, 甚至一个人一生的行为都可以看成是围绕其感性生命欲望的满足而展开;而个体在实现自我的种种欲望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 遭受挫折或接受鼓励, 个体的人格就在这些挫折或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