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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乡约》中的基层控制 北宋中期，陕西省蓝田吕大军、吕大忠、吕大坚、吕大林兄弟签署了《吕村论》，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关于村民的规定。就乡约性质而论, 是民间士绅自觉地对乡村社会进行自我控制。因之,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乡约对地方的控制与国家权力对地方的控制构成冲突, 受到来自中央政府权力的压制。目前史界多集中研究明清乡约, 对宋代的乡约虽然肯定其首创性意义, 但深入研究的是宋代乡约的相关文章尚不多见。本文研究宋代乡约产生的背景, 乡约的内容与形式特点, 乡约的执行情况, 以及乡约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 一、 以加强地方自治的方式回应保甲法 乡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对王安石的保甲法的不满。据《蓝田吕氏遗著辑要》之《吕氏乡约》内容载, 《吕氏乡约》成书于熙宁九年十二月 (公元1076年12月) 不过, 这种以国家权力直接控制乡村为目标的保甲法之推行, 却遭到代表乡村自治势力的反对。苏轼就不满王安石为推行保甲法而废除沿边民间已有的自治性军事组织“弓箭社”。为此苏轼两次上疏请求恢复弓箭社。而反对派司马光对保甲法则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司马光看来保甲法不仅不能加强国家权力对地方的控制, 反而由于破坏了地方的原有自治系统而成了地方动乱之源, 《乞罢保甲状》云:保甲法“驱民为盗”、“教民为盗”、“纵民为盗”。 (《传家集》卷48) 弓箭社只是一种在沿边民族矛盾激化下, 民间的一种自发性的地方自治组织, 以此防盗, 对于边地而言自有其效果, 但是推之如全国, 也不见其可。司马光虽然批评保甲法是动乱之源, 却没有提出加强地方控制的方法, 所以二者都有其不足之处。与此相反, 吕大钧兄弟则创立乡约组织以加强地方自治, 回应王安石的保甲法。 《宋史·吕大钧传》云:“与大忠及弟大临同居, 相切磋论道, ……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 德业相劝, 过失相规, 礼俗相交, 患难相恤。”按《乡约》原注, “患难相恤”是指: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等七类足以破家荡产者。这里把防盗贼当成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 亦即把地方安定与社会控制放在第二重要的位置之上。那么究竟如何防盗呢。乡约解释说:“居之近者, 同力捕之。力不能捕, 则告于同约者, 及白于官司, 尽力防捕之。” 王安石称保甲法是受“议论最多者”, 可见该法自推行以来曾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人士反对。那么, 为什么偏偏只在陕西蓝田产生了与之相对立的乡约, 而其他反对派所在地区却没有类似的乡约呢?这与张载创立的关学的致用务实的特点以及吕氏兄弟师从并服膺关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史载吕氏兄弟共有六人, 其中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号称“吕氏四贤”。四贤中大忠、大钧、大临都曾师从关学开山祖师张载, 故又有“蓝田三吕”的称谓。张载创立“关学”, 其显著的特点是“学贵致用”和“躬行礼教”。据《宋史·吕大防传》载吕大钧与张载为同科进士, 大钧十分佩服张载为人为学, 以弟子身份师从张载, 并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 其学“虽皆本于载, 而能自信力行”。这里所言的“践履”、“自信力行”当是指其创作并在关中推行乡约。故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说:“吕大钧, 字和叔, 于横渠为同年友, 心悦而好之, 遂执弟子礼, 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横渠之教, 以礼为先。先生条为乡约, 关中风俗, 为之一变。” 宋代民间在《吕氏乡约》产生之前, 已出现了民间自发的社会组织。吕大钧与其兄的书信中说:“今小民有所聚集, 犹自推神头、行老之目。”与其友人刘平叔书信中则云:“今庠序则有学规, 市井则有行条, 村野则有社案, 皆其比也, 何独至于《乡约》而疑之乎?” 二、 《吕乡论》的自治性质以及与国家权力的冲突 乡约是传统社会乡民基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 为某种共同目的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 关于这一性质的定位,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1. 乡党理论所规定的具体的细目 《吕氏乡约》实际包括乡约、乡仪两个部分, 包括四个主要方面, 即“德业相劝, 过失相规, 礼俗相交, 患难相恤”, 这四条纲领又分出各种细目。安广禄先生对这些具体的细目进行概括归纳, 认为主要规定处理乡党邻里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规定乡民修身、立业、齐家、交游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以及过往迎送、婚丧嫁娶等种种活动的礼仪俗规 尽管乡约也规定了处罚的措施, “犯义之过, 其罚五百。不修之过及犯约之过, 其罚一百。凡轻过规之而听, 及能自举者止, 书于籍, 皆免罚。若再犯者, 不免。其规之不听, 听而复为, 及过之大者, 皆即罚之。其不义已甚, 非士论所容者, 及累犯重罚而不悛者, 特聚众议。若决不可容, 则皆绝之。” 2. 该限制的目的是维护社区的稳定和发展 谢长法认为乡约有着相当强的社会教化作用 3. 乡约:汉初或西汉后期的地方自治 乡约的具体组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