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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与洪秀全 托尔巴，美国传教士。受奋兴运动的影响, 他终生致力于海外传教, 并把目标锁定为中国。罗孝全是新教开创对华传教事业时期一名重要的传教士。从个人经历角度讲, 罗孝全独特的个性、与差会之间尴尬的关系、回国后黯淡的结局, 与其他传教士迥异;从传教史角度讲, 罗孝全的传教活动, 为浸信会在广州乃至中国的传教活动打下基础;从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影响角度讲, 罗孝全与洪秀全的师生关系, 是反映近代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范例。中西文化激烈的冲突与交汇赋予罗孝全的传教活动以更多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一、 不自由的获得外国进行教育,对宗教的思想控制着,罗孝全不被拒绝 18世纪30～40年代卫斯理在英国、爱德华兹和怀特菲尔德在北美发起了福音奋兴运动。奋兴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人们宗教热情的空前高涨, 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宗教团体。这些新、旧宗教团体在19世纪面临着强大的世俗社会的影响。为了使信徒不再重陷世俗社会的泥沼, 对外传教显得越来越重要。可以说, 传教运动是新教各派面对世俗化社会的一种应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各教派维系国内宗教信徒宗教热情而采取的一项必然的措施。当传教事业展开后, 其成功与否常常成为人们判断一教派是否健康发展的标准。当时英国人普遍认为, “一个生机勃勃、圣洁、有责任心的教会必然是一个传教士不断扩张的教会”。 1802年罗孝全生于美国田纳西州桑穆纳县的一个小村庄。由于家庭环境的限制, 罗孝全没能受到正规的教育, 这使得他在申请海外传道的过程遭受了很大的挫折。他的母亲和哥哥都是当地浸礼会的信徒, 家庭生活中浓厚的宗教色彩使罗孝全在19岁时就决心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并向当地浸礼会提出申请, 他被授予布道的资格, 但是没有得到薪金。为了进一步提升他在教会中的地位, 1827年罗孝全到南卡罗来纳州的福曼神学院进修了一个学期的神学课程。1828年他被正式按立为牧师。 罗孝全被正式按立为牧师以后, 在密西西比州活动了一段时间并成功地积累了3万美元的财富。在此期间, 罗孝全一直在思考未来的生活道路, 郭士立在华旅行传道报告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最终他决定做一名海外传教士。1835年2月, 罗孝全向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浸礼会海外传道大会提交申请, 要求到中国传教, 但评审员认为他资质平庸, 申请没有通过。当时传道会对海外传教士的要求比较严格。在强大的世俗社会中, 只有宗教热情并不能产生显著的传道效果。因此, 海外传教士受到良好的教育, 掌握一两门其他科学作为传教媒介, 是非常有必要的。没有受到正规教育, 是罗孝全这次申请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一次申请遭到拒绝后, 罗孝全并没有放弃努力。1835年, 他利用自己积累的财富和捐助, 先后创立了“罗孝全基金会”和“密西西比谷地中国传道会”, 想以此作为他到中国传教的组织和后援机构。这之后, 他再次向美国浸礼会提出申请, 要求成为该会的独立传教士, 然而申请再一次被拒绝。面对屡遭拒绝的境况, 罗孝全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实现自己的愿望, 即由他的“中国传道会”将资金交给浸礼会海外传道会, 该会把这笔资金交给他在远东的委托人, 然后再由委托人把经费交给罗孝全。 二、 苏氏对罗孝全的影响 1837年5月罗孝全来到澳门, 起初受到了1836年9月来华的南浸礼会传教士叔未士夫妇的欢迎并同他们住在一起。但很快他们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叔未士希望罗孝全与他一起共同努力, 建立浸礼会传教基地。但特立独行的罗孝全对与这个比他小10岁的传教士合作并不感兴趣。除此之外, 以独立传教士身份来华的郭士立的影响也是罗孝全与叔未士关系疏远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罗孝全与郭士立之间有相似的经历, 二人很容易走到一起, 罗孝全从叔未士那里搬出来后就与郭士立夫妇同住了。 从1837年来澳门到1842年移住香港, 罗孝全除了学习中文外, 大部分时间进行独立传教, 他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澳门及附近的村庄和在澳门水域停留的中国船只。传教方式除了传统的散发书籍、进行布道之外, 他还在1839年前后收养了几个中国孩子做学生。他认为这样所费不多, 是开展传教活动的一个好办法。此时罗孝全的“中国传道会”资金已明显不足, 罗孝全只得重操马具的技艺赚钱。鸦片战争期间, 罗孝全写信给设在波士顿的浸礼会差会, 以答应该会章程条件, 申请成为该会的正式传教士。1841年, 罗孝全成为美国浸礼会的正式传教士。 叔未士和罗孝全在鸦片战争前和鸦片战争期间的活动, 为美国浸礼会以及他们自己在华活动打下基础, 但客观效果由于二人关系不睦而大打折扣。 三、 罗孝全对广州的遗传关系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对香港的占领引起了罗孝全的兴趣。1842年2月, 罗孝全从澳门搬到香港, 成为第一个前往香港传教的外国传教士。3月叔未士和他的夫人也搬到香港。 到香港后, 罗孝全被派到香港岛南端的赤柱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