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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播学理论的几点思考 一、 对理论偏倚的反思 根据中国的最新研究，“信息收集室”不能被视为理论。该研究假设:“若‘信息茧房’效应以假说形式提出,且现无强有力的结论证明该假说成立,则其‘理论偏倚’不合法;反之,则合法。” 可见,就“考察信息茧房的理论偏倚”这一议题本身而言,一方面,与其说是在考察某一特定概念的理论合法性,毋宁说是为传播学的学术场域打开了一个“反思如何界定假说与理论”的认识论空间。具体来说,传播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界所普遍认可的大多数理论,其实很难找到像自然科学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强有力证据。况且自然科学自海森堡(W.K.Heisenberg)于1927年提出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以来,已经对经验世界中出现不可避免的非预见性或偶然性达成共识。也就是说,对于事实与经验的关系而言,甚至“理论永远是一个假说” 二、 对西方传播理论研究的系统性评价 考察这场“亟待深入研讨的学术问题”,就必须首先实现对传播学理论“通约性”问题的历史性理解。早在1914年美国的演讲教师从美国英语教师委员会独立之初,美国学者就已经在期刊和会议中开始讨论有关传播学的学科身份问题。里奇(M.H.Rich)和罗伯斯(J.S.Robles)认为当时的美国传播学界迫于行政压力,让这个视野本该更宽广的学术领域不得不向善变的现实妥协,因而更多地去关注了美国政府的利益。 吴飞、陈蕾等众多学者也关注到了这两次讨论,然而国内除了表现出对传播学“学术身份”和“研究范式”的焦虑之外,还多了一种“自愧弗如”的在地化焦虑。几乎在两次讨论的同一时段(1983年-1993年),黄旦和韩国飚对1981年到1996年的几种主要刊物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国内对西方传播理论普遍缺乏有深度的系统评价和勾勒,多数研究或是机械套用西方理论或是重复操演,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只是局限在大众传播领域。 总而言之,围绕传播学的理论纷争所展开的“传播学演进史实际上并不是围绕学科核心范式概念体系有意识的建构史,而是在多元反思意识混合作用下的自发演进史”。 三、 对本构元模型的未来:开放性、实用的理论 截止2020年9月,克雷格于1999年所发表的关于传播理论元模型的“里程碑式”文章《作为一个领域的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在科学网(Web of Science)中共有478篇施引文献,在2017年其被引用量最高,达到48篇,这些引文涉及人机传播 虽然学界对克雷格的元模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评价,但和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一个“具有辩论传统的对话社区” 可见,本构元模型可以被视为一个开放且实用的理论。首先,它的开放性体现在克雷格本人欢迎新传统的加入,比如女性、美学、精神、经济、生物或者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拉塞尔(C.Russill)在七大传统之外提出了一个实用主义者传统(pragmatist tradition),他甚至认为克雷格的本构元模型本身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传统。 根据克雷格的论述,当这一开放且实用的本构元模型实现了两个原则以后,就能构建“一个由话语的话语(元话语)实践所构成的连贯的传播学领域” 虽然克雷格谦虚地承认本构元模型并不完美,但他为这门“实践学科”所提供的概念资源却充满了科学的严谨性。受到语言学的启发,克雷格把话语作为切入这一问题的根本手段,他认为学科的根基不是建立在一个坚固的概念基础之上,而是隐喻之上。 综上所述,克雷格的本构元模型并非意味着一个合理的论证和实证的证据,它只是一个实用性的替代产物(a practical alternative),一个克服知识碎片的机会,一种实现多元化的探索,以求实现传播学领域对社会的实用性贡献。 四、 本构元模型:基于传播的视角 如果说本构元模型是一个促使传播学成为为传播问题生产概念资源的“实践学科”的解决方案,其解决方案的核心框架是模型的模型的话,那么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模型的基本概念。模型是对基于某一特定现实问题的抽象理解,以简化说明现实的某个角度,通常模型是不可能精确还原现实的,它只是帮助我们免遭社会复杂性的困扰。 而克雷格能够使用建模语言的模型来解决学科的碎片化问题,主要是基于两大前提,“一是传播学学科来源的多科性,二是传播学本身属性的复杂性” 虽然斯坦福尔(M.Stanfill)早已指出克雷格元模型的不足,但他沿着方法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主轴重新对七个传统的划分,本身就会引起更多的问题。首先这三个主轴本身的合法性就有待商榷,因为有人提出了包含实践论的第四个主轴。其次这种基于主轴的划分方式还会忽略一种可能,即某一传统的个别研究内容中往往三种主轴都会有所涉及,有时候甚至“某一个研究到底属于那种传统都很难划分” 由此看来,元模型的认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