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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任对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 “政府信任”是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内在要求 “互联网大会”再次引起了人们讨论政治的热情。2019年，《国家发改委工作报告》提出，“从市职业基本保险部门降低基本保险部门的费用，可以减少到16%。”他再次从背景转向舞台。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正式建立。到目前，虽然官方文件对“扩大覆盖面积”以及类似词汇的使用频率降低，但基本养老保险实际参与人员和应参人员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 在我国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受政府的宏观调控影响较大，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行为的满意程度，将直接反映人们对政府工作的“信任”，而广大人民的“政府信任”将直接影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工作推进。本文基于上述观点，使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被调查者的“政府信任”，是否会影响被调查者参保基本养老保险的意愿，以图为我国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化解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筹建难题献计献策。 二、 基本养老保险的研究 人们通过观察政府的行为，建立“政府信任”，进而决定是否响应政府号召，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因此，本文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梳理文献：政府信任、基本养老保险需求、数据及研究方法。 在“政府信任”方面，对人们通过观察政府的行为来选择自身配合与否的研究，已有深厚的基础。理性预期学派的著名论断——“卢卡斯批判”就指出人们会预期到政府的行为，进而做出自身的调整，使政府的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应充分调查民意（ 对于基本养老保险的研究，由于历史原因，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研究居多。在研究方向上，一部分是把基本养老保险需求作为解释变量，探讨其对社会公平感（ 其中， 此外，张川川与胡志成（2016) 在研究方法方面（如表1），大部分学者选择使用国内已有的权威微观调查数据，建立Logit、PSM、多元线性模型来分析被调查者的行为、感知和统计学特征对因变量的影响，但存在对被调查者之间“异质性”带来的干扰有部分忽略。而使用自主调查数据虽然可以使研究问题更有针对性，但难以解决调查样本较少、地域范围狭窄、数据结论缺乏一般性的问题，而使用省级面板数据或建立精算模型则不能很好地反映大众真实的心理特征。 因此，本文使用权威微观调查数据——CGSS(2015），建立Probit模型进行研究，随后使用“潜分类模型（LCM）”分子样本做稳健性检验，以缓解被调查者“异质性”带来的干扰。 三、 政府信任与参保基本养老保险 在上述文献回顾的框架下，本文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基本的理性特征，一方面出于对政府的基本信任，会对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产生较大兴趣，至少在自己的预期下保持观望态度；另一方面，人们会实际结合自身的生活状况，和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修正自身的“政府信任”预期，调整参保基本养老保险行为。因此，民众“政府信任”程度越高，越能积极配合参保基本养老保险。而由于“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调查问卷中直接询问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得出的结果可能存在偏差。所以，研究时应当选取被调查者关于社会治安状况、环境保护、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官员腐败问题等等的满意度，侧面反映民众的“政府信任”。 假设1:政府信任对民众参保基本养老保险有正向促进作用。 民众是否参保基本养老保险还受自身的统计学特征影响，如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未成年子女等因素。考虑到被调查者之间的异质性，而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因此，在研究收入和教育的影响时，应当探讨是否存在“门限”“U型”效应。 假设2：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民众参保行为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 四、 确认测试 （一） 变量选取及赋值 本文使用2018年发布的CGSS(2015)调查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具有较好的数据时效性。在CGSS(2015）调查问卷中有直接关于被调查者“是否参加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问题，由于CGSS(2015）问卷自身的设置局限，无法具体区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具体的参保人数，所以，我们参照已有文献的做法（田玲，刘章艳，2017 随后，利用调查问卷中有关“提供医疗服务、基础教育、国家安全、打击犯罪”等等9个问题的满意程度进行得分求和，来刻画“政府工作满意程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此外，本文分别使用向前和向后的逐步回归，剔除“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筛选出（对数）个人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户口、婚姻状况、工作状况、未成年子女数作为控制变量（如表2）。结合“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剔除样本中的在校学生，再剔除其他异常值和缺失值后共得到7478组样本观测值（如表3），本文使用STA-TA15做数据处理。 从样本的统计特征来看（如表3），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