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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从教育看到技术与教育 教授：在过去几十年里，技术决定论的幽灵一直居住在教育和学术界。正当学界逐渐回归理性，重新用批判的目光审视技术与教育的关系以使技术能在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方面尽所其用的时候，一场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大流行使“技术引领教育改革”的论调重新大行其道，甚至成为当下的最强音。以在线学习为典型代表的“新兴教学模式”被视为新冠肺炎危机中教育的“救命稻草”而受到“万众瞩目”，其他新技术也纷纷蹭热度“沾光”，比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5G等，不一而足。 技术真的如此神奇能够解决一切教育问题吗？现有研究几乎一边倒旨在证明技术能促进学生的学习、提高教学效果。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技术这些“功效”几乎都是“一次性”“短小精悍”研究的结果，其复制性和普适性不得而知，且不说很多研究设计不严谨因而其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都值得质疑。退一步说，姑且假设技术能促进学生的学习、提高教学效果，教育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仅是涉及认知层面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吗？技术对于教育其他方面的影响又是如何？这些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进一步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必然也会作用于社会，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是深远的，因此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不能想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反之，确实有很多问题还有待解答。我们可以也应该有技术浪漫主义或乐观主义情怀，但是不能任由其发展成为技术决定论，由技术引领教育发展。 为什么技术或者说其商家一直不遗余力争夺教育话语权、扩大其市场份额？难道真的是出于“公共利益”的利他主义目的？技术的研发和推销都需要资金的大笔投入，由此决定技术必然具有商业性。商业性机构推销其技术产品以回收成本、谋取利润，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无可厚非。一切“免费的午餐”都是有代价的或另有企图，不管被用多么高尚的辞藻包装起来。教育的公益性和技术的商业性是对立的，因此只有能够把两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发挥技术促进教育的作用，而这种统一的前提是教育为本、技术为辅，不能喧宾夺主、本末倒置。换句话说，不是“技术引领教育改革”，而是“技术服务于教育改革”。 从2016年起，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Dublin City University）国家数字学习研究院每年评选发表于开放获取期刊的“十佳论文”，今年在这个基础上又评选发表于开放获取期刊、以新冠肺炎大流行应急教学为主题的“十佳论文”。本文是其中之一，其中心论点是教育机构领导者必须展示应有的领导力，“临危不乱”，慎重决策，以利于教育在后新冠疫情时代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主题，本次“十佳论文”还有另一篇以领导力为主题的文章 《后新冠疫情时代教育和教育技术“解决方案主义”：一个卖方市场》一文的四位作者分别供职于芬兰佩雷应用科学大学（Tamper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和佩雷大学（Tampere University），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不乏批判性精神，在各自的研究中对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有诸多精辟见解。 文章首先根据菲利普·斯特朗（Philip Strong）的流行病心理模型（model of epidemic psychology）剖析新冠肺炎大流行引发的在线学习热潮，指出“因为在很短时间内从教室教学转为在线教学，我们根本无法顾及涉及国家教育政策和教育理论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恐惧的蔓延、解释和道德化的蔓延以及行动的蔓延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局面“给商业性数字学习平台供应商创造一个新的市场机会”以及应急在线教学和“仓促采用教育技术解决方案”（可能）存在或带来的问题和风险。作者认为，面对危机教育机构领导者更应该谨慎决策，以免“误识”数字学习，因为他们的决策“有可能在未来以新的权力和控制关系、新形式的学生不平等和不公平出现，也可能产生其他意想不到的影响”。同时，倾听师生意见同样非常重要，因为“技术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有意义的教与学活动可能还取决于是否让教师和学生参与教育技术的研发、实施和使用”。 文章接着分析教育领域的数据化（datafication）和由此形成的卖方市场。长期以来，主张“技术引领教育改革”者认为“只要提供技术，技术将会在教学中得到使用，在教学中使用技术则会使（教学）目标得以达成”。虽然目前尚无证据支持这种观点，但是在这种教育技术革命论的“引领”下，为了服务平台资本主义，学习从定义、形式到内涵都被简化了，且不说还产生其他方面的问题。教育数据化的逻辑是“能够不受限制获得数据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而越是高精尖的数字技术，越能产生海量数据和极大方便数据挖掘。“新自由主义逻辑认为个人和教育机构在道德上有责任服从数据化需要以提高教育质量”，因此教育对技术应用的追求应该是无止境的，“直至教育过程的所有成分都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