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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的海外安保问题、挑战与应对 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开放大国。21世纪初，国内外安全安全事务开始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管理的重要议题。2004年，阿富汗、伊拉克和苏丹等地区发生多起针对中国公民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劳工重大伤亡事件，海外安保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被迅速纳入政治议程，特别是此后中国军事力量在大规模撤侨行动中的参与，表明了国家通过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以强化海外安保力量。但是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南亚、中亚和非洲等“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conflict affected and high risk areas) 一 中国的安保供给不足 当前，国际安全态势出现了诸多复杂性变化，如若没有系统合理的海外安保供给体系，就容易使得中国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安保供给不足”现象成为常态，从而弱化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与扩大经济贸易往来的先在性保障能力，造成国家总体安全治理的严重缺失。 （一） 供给体系：从行为体到机制多维化 历史上，由于中国海外公民及企业是“低政治”主体，其关涉到的安全往往是“沉默的安全”（silent security),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海外利益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向东南亚、南亚、中亚和非洲等资源丰富但形势相对动荡的区域拓展，这进一步加剧了海外安保的复杂性和难度。 中国政府基于“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努力填补东道国的安保缺位并建构多元主体的海外安保供给体系，以提供安保产品和服务来满足海外机构、企业和公民的安全需求。在积极推进与东道国、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安全合作的基础上，中国初步建立起以中央政府为主体，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等共同参与的海外安保供给体系，领事保护和外交保护是现有供给体系的主要内容， 第一，中央宏观层面成立了领导协调制度。2004年，外交部牵头成立了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由外交部、商务部和公安部等国务院相关部委以及军事力量共同参与，负责制定海外安保工作政策和措施，协调重大领事事件的处置以及重大危机事件的外交解决工作。2010年制定的《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进一步强调了重大境外安全突发事件的处置需在部际联席会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第二，纵向层面形成了“五位一体”联动保护机制。该机制涵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驻外使领馆、海外企业和公民等五个层次的行为体，以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为主要内容。特别是在应对海外安全危机实践中，该机制呈现了高效有序性：横向行为体之间进行协调和合作，纵向行为体之间下达任务和落实执行。 第三，横向中微观层面，初步建立起馆内外领事保护（以下简称“领保”）案件应急联动机制和领保联络员机制。这两个机制推进了驻外使领馆各部门、驻在国相关机构、华人华侨团体、海外企业及公民的密切联系和合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领事保护中人力资源的短缺。其中，领保联络员机制于2016年开始由外交部试行。领保联络员一般由当地华人华侨、中资企业员工和海外留学生担任，协助使领馆做好突发事件处置和预防性领保工作。 第四，重要行为体内部分别建立了各自的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的相关机制。如外交部领事司建立了海外安全风险提醒发布机制、驻外使（领）馆协助处置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事件的机制；商务部制定了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以及境外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机制。(1) 总体上看，基于行为体多元化和机制多维化的海外安保供给体系呈现出相对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状态，仍无法填补日益膨胀的海外安保供需落差。从现状看，学者们基本围绕单一行为体（如外交部、(2)地方政府、(3)军队、(4)社会组织、(5)海外企业(1)和国际安保公司(2)等）提出解决方案，但是缺乏综合性的分析和建议，尤其是缺少基于行为体联动的视角来探究后疫情时代在“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海外安保供给体系的具体完善方案。 （二） 供给体系不平衡且预防预警能力亟待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后，不仅给中国的安全环境、安全威胁和安保内容带来新的变化，也凸显了海外安保的供需落差，从而对中国的海外安保供给体系造成巨大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后疫情时代的安全环境较过往更加恶劣，原有安保供给体系的分散化凸显，多元行为体间的合作亟待深化。 在东南亚、南亚、中亚和非洲等潜藏或存在“中高风险因素”的地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使传统风险因素持续发酵，新的不安全因素也在不断涌现，冲突、动乱甚至战争的爆发概率急剧增大。 第二，全球安全治理受到持续削弱，恐怖袭击警示连连，原有安保供给体系的脆弱性上升，国际安全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带来的国内问题是各国的优先处理项，因此各国打击恐怖主义、海盗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国际安全问题的合作意愿有所减弱。全球“孤立主义”的抬头客观上削弱了中国与东道国的安全合作以及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