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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文学批评》序 张学诚的《文史正义》是中国文史理论研究的最高峰。吕思勉先生赞誉章学诚擅深湛之思，在中外史学家中是第一流的。学界同人聚焦其历史理论，对其文学理论的灼见真知关注不够。1942年陈千帆先生编撰中国古代文论精华，所选最能代表古代文学思想的十篇文论中，章学诚的文章占了五篇。 一、 文化独立：“善感”的当代价值 余英时提出：“实斋从十五六岁到二十八九岁之间，曾经为了寻找学术上的真我而做过种种努力；他的认同危机，也和詹姆斯一样，持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其次，实斋虽非西方近代式的心理学家，但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他是一个最注重学者‘心术’的人；他对同时学人如戴东原等以至他自己，都曾进行了大量的心理分析。” 章学诚认为：“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异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 进而言之，认知主体要守护并尊重其内心里潜在感觉、体验甚至判断，承认自我独立构想的价值。乾嘉时代学术研究所盛行的训诂学倾向，一定程度钳制“主体的自由”。章学诚提出要标法外之义例，著独具之心裁，以此主体精神与经学考证相抗衡。他倡导“学必求其心得”“贵有载词之志识”“学术不丧于流俗而丧于伪学，伪学巧也。天下不知学术，未尝不虚其心以有待也。伪学出，而天下不复知有自得之真学焉。” 值得一提的是，章学诚所倡导的“主观性”绝非自以为是，而是陶铸众说，不可自矜一家之言。在文学上，“章学诚主张(追随李白)，文学艺术的理想是‘精真’。信奉这一理想的作者通过‘学’来获得内在的‘识’，然后在诗文中表达他的态度，而不考虑写作上的技巧。” 倪德卫认为：“章在关于《存我》的讨论中继续说道：‘夫人之生也万变，所谓我者亦万变，毋论各有其生，各不相俾，即一生所历，亦自不同。’因此，不仅每一个自我都与其他人不同，而且每一个暂时的自我状态也是独立的。‘今日之我固非昔我，而后此之我又安能必其如今我乎?’那么，人们怎样才能从存在之流中分离出人的‘真’我呢?章学诚认为，人必须面对这一事实：‘随其思之所至，即为我之所在’，而这‘岂惟与年为异，抑亦日迁月化而不自知也’。那么，所有人能做的是就是不断地、诚实地检讨自己：‘去其故我，而后所存乃真我也。’在这一几乎是佛教对一般的自我观念的批评中，我们看到了章学诚无止境地思考能够将个体独特性的观点推至多远，尽管在此，他仍然在个体中寻求某种共同的东西。” 由此可见，章学诚的文艺思想彰显独创性，源于其深湛的内意识和形上体验。他提出：“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心虚难恃，气浮易驰，主敬者，随时检摄于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缉熙敬止，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其为义也广矣。今为临文检其心气，以是为文德之敬而已尔。” 二、 “重心”：达到境界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认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换言之，境界美学既推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之美，又赞赏诗性主体绽出的“深感情”。王国维提出：“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 叶嘉莹认为王国维“血书”之论乃不伦之喻。佛雏则采用考证的方法，引经据典意在证明“王氏引尼采此语，似有断章取义之嫌”。 诗人的存在本体论维度 综上所述，章学诚与王国维的文艺理论主张具有同质性。回溯百年学界，针对“境界”说内涵释义歧见纷纭，莫衷一是。王国维推崇“真感情”，展示出深邃的直觉，指向人类存在本质及心灵幽深处。这种本真情感及自我意识，彰显了诗人的存在本体论维度。章学诚谈道：“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记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又与朱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