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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官到乡役宋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构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官方行政体制只适用于区级。县城以下的广大农村地区没有正式的行政组织和国家官僚，因此有必要就皇权是否回归这个地区。长期以来，学术界和民众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但实际上，乡村社会看似亘古悠然的背后，实则暗流涌动，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之中，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都在不断地更新。通观中国古代，宋代无疑是暗流非常活跃的时期，宋代的乡村组织和乡村治理方式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目前学术界关于宋代乡村组织、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一、 里制与都保制的转换 中国的乡里组织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战国时期乡里组织就已正式出现，秦汉时期乡里组织在全国得以确立，典型的乡里组织大概延续到唐代初期，此后，乡制逐渐虚化，里制得以强化。 从唐到宋，还出现过类似于里的组织。后周显德五年（958），“诸道州府，令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 乡制在唐代走向虚化，但正式被废是在开宝七年。关于开宝七年废乡令，学术界争议非常大，一部分学者认为乡确实被废，至少在部分地区是如此； 乡制废除之后，里制在理论上是非常合适的乡村治理单元，百户一里，规模适中。但是，北宋的人口增长非常快，宋朝960年开国时的户数是2 500 000户，979年统一全国时的户数是6 418 500户，但到1053年，户数已达10 792 705户， 宋代乡村组织最终的细化方案就是废里而行都保。关于里制与都保制的转换，《云麓漫钞》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兹转录于下： 国初，里正、户长掌课输，乡书手隶里正……耆长，掌盗贼烟火之事，其属有壮丁……至和元年，罢里正，增差户长。熙宁……五年，罢户长。六年，行保甲法，始置保正副，大小保长……七年，轮保丁充甲头催税。绍圣元年，耆户长、壮丁复雇募法，不许以保正长、保丁充代。寻复保正长法，既又罢甲头，以大保长催税。其保正长不愿就雇者，仍旧法募税户充耆户长、壮丁。建炎元年，罢户长催税，复甲头。绍兴初，拘取耆户长钱，寻罢。七年，大保长仍旧催科。九年，令保正长专管烟火盗贼……十年，以耆户长雇钱充总制窠名，又明年，复拘壮丁钱充。 该记载并不完全准确，“至和元年，罢里正”，时间和内容都有问题，应该是至和二年罢里正衙前，《长编》对此有明确记载。 随着里正被废，“里”的区划亦不复存在，但里制系统并没有被完全废除，里制下的耆长、户长被移植于都保之内，与保甲并存而行。北宋后期，耆长、户长虽间有被废，但总体上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有其存在的必要。 熙宁三年，保甲法开始试点，试点的都保规制为：十家为一小保，五小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合计一都500户。熙宁六年，全国正式推行的保甲法将都保规制调整为：五家为一小保，五小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合计一都250户。 从表1可以看出：其一，鄞县乡数与里数居然相等，这应该是唐代中期以后乡制不断虚化和宋开宝七年废乡的结果，废乡之后，里正代行原乡长职能；其二，鄞县原只有11乡11里，而都却多达55都，从乡里到都保，治理单元整整增加到5倍；其三，都是以县为单位按序数统一排列，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数字化管理的首次尝试。 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都保的户数与乡里额定户数也许相差不大，但经历一个这样的细化进程，都保的幅员比乡里肯定要小非常多。从乡里到都保，里制与乡制都未能摆脱被废除的命运，这是中央集权和社会细化管理的必然结果。开宝七年废乡是出于收乡长之权于县的需要，同样，熙宁五年废里，亦有收里之权于县的意图，这可从乡书手的身份转换得到证明。乡书手原为乡长的下属，在唐末五代即已存在， 二、 地图与保甲、经界的耦合作用 保甲与都保并不完全相同，都保是保甲的核心内容，但侧重强调乡村区划特性，保甲则侧重强调编排形制，在都保之外，保甲还存在于政府放贷、民防、赈灾等许多领域，如青苗法，“使十户为甲，甲中须有上三等一人充保”。 从保伍到保甲，不仅仅是名称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乡村组织发生了巨大的跨越。保伍强调五伍相保，主要目的是使邻里之间互相监督、互相依靠，保伍内部、保伍之间关系都是比较松散的，不属于正式的乡村组织。保甲与保伍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一个“甲”字充分突显了保甲的独特之处。保甲之“甲”源自于鱼鳞的启示。“鳞，鱼甲也，甲者，铠也，鱼鳞似铠。” 宋代都保的编排遵循两个原则：一是都以县为单位按序数统一编排， 露字八号，五亩九步，东止岸，西止葛，南止陈，北止李。 露字十一号，五亩一十步，东、西、北止岸，南止葛。.. 相对于乡，都的幅员大幅缩小，这也为以都为单位按千字文字号编排田亩提供了可能。不过，尽管一都田亩已经可以以千字计，但由于宋代土地买卖过于频繁，土地零细化现象非常严重， 在保甲、经界精细化、数字化的同时，保甲、经界逐渐与另一关键技术———地图合流。首先与地图合流的是保甲。保甲按鱼鳞格式编排，编集成册即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