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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之诉的法理基础与效力确认 民事付款纠纷是最能够反映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之间关系的争议类型。实体法中最重要的、指向请求内容的请求权概念，本身就决定了给付的内容。目前在我国法学教育领域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请求权基础体系与案例研习方法，关注的正是给付之诉实现的、实体法上针对给付的请求权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在《民法典》施行的契机下，如何结合我国司法实务，结合大多源自比较法经验的民事诉讼法原理，理解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给付之诉。本文的核心线索是“给付”的内容。就此的思路是，从给付之诉在民事之诉理论中的基础地位出发，关注对于“给付”及其内容的理解，进而确定给付之诉通过生效判决得到认定的范围。随后，对于建立在一般给付之诉原理的基础上、针对行为的特殊给付之诉，本文认为同样应当关注“给付”的内容，并且与既有的、只具有临时效果的行为保全作对比，思考目前引发广泛关注的人格权禁令新制度。进而，在继续履行之诉及其判决中也存在“给付”内容的识别问题，识别的结果将影响诉讼及判决在程序法上的定性。最后，本文认为“给付”内容本身是区分给付与确认之诉的核心标准，但在我国语境下，也许可以承认这一标准有例外。 一、 作为基本类型的付款投诉 （一） 代结语:给付内容与执行决策 在大陆法系民诉法理中，给付之诉及其判决是最先出现的诉讼及判决类型，也是民事诉讼中最基础的类型。原因在于，给付判决在民事诉讼中适用面最广，其具有的执行力也能够衔接民事权利从认定到实现的全过程，成为保护私权最主要的武器。同时，相比与之并列的确认判决和形成判决，通常针对到期且一次性给付的给付判决受到的限制最少，凡是“给付”原则上均可以成为给付之诉及其判决的内容，理论上的争议主要针对的是较为少见的将来给付之诉 给付之诉的目标在于使被告向原告为或不为一定给付，此时支持该给付义务成立的法律理由或权利依据可能有多个。就此而言，在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同样存在巨大理论与实践争议的是，多个均有可能成立的请求权基础对应相同给付内容（请求目标）的情形。这一请求权（基础）竞合的难题以《民法典》第18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现已失效）第30条的选择权规则为代表，既可能影响实体法上对请求权同一性的判断， 在执行程序中，原则上给付判决均能成为权利人启动执行程序的执行依据，“给付”的内容相应地也成为法院强制执行的内容。从反面来看，可能的例外情形在于那些从性质上看不宜强制执行的“给付”内容，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德国法上对特定实体权利的定性。 当然，如果执行依据中的“给付”内容不满足《民诉解释》第463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明确性的要求，那么即使执行法官启动了执行程序也将无所适从，因而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6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执行立案审查要件。此时法院固然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以下简称“《立审执意见》”）第15条规定，尝试自行解释、寻求审判部门的协助或者其他的补救途径， （二） tisse诉：民事诉讼法上的区分 当给付之诉的原告胜诉时，给付判决的主文表现为被告向原告支付特定数量的金钱，或者“返还车牌号为津M×××××丰田牌小轿车”， 前述给付之诉与确认之诉，由于针对的都是请求权本身，给付之诉可以涵盖确认之诉。但是与此不同，给付之诉不能涵盖作为先决法律关系（prue562judizielle Rechtsverhue562ltnisse）的确认之诉，二者在民事诉讼法上应当严格区分。尤其在合同案件中，应当区分依据合同的给付之诉与合同是否有效的确认之诉。给付之诉的对象是以支付金钱为典型代表的给付义务，确认之诉的对象是合同的有效性或无效性。从实体法来看，固然可以说合同有效是给付义务存在的必要前提。但是在程序法上，合同有效只是给付义务的先决问题。因而德国法强调，若要使给付之诉的既判力覆盖合同有效性，应当由原告同时提出合同有效的确认之诉， 对比而言，我国更为流行的实践做法是，在给付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原则上不得再挑战合同的有效性。 总之，固然“魔鬼在细节”，细节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原则上可以确定，给付的内容与先决法律关系应当分离，给付请求的内容与合同关系是否有效存在，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不同事项。民事给付之诉的判决范围能够覆盖对“给付”内容提起的确认之诉，但是并不当然包含裁判理由中的合同有效性问题。前诉中对合同效力的认定结论是否产生既判力，仍有待未来我国法上重复起诉规则的系统化发展，以及依职权审查合同效力规则的理论化发展，尤其是如何将事前与事后的规则有机统一。 二、 特殊费用是行为的给予 （一） 未来走向诉讼标的的新行为—指向未来行为的停止侵害之诉 在给付之诉的各种类型中，以不作为行为为标的的停止侵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