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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法与国际私法上的强制规则比较 第4条。2010年，中国出版了《外国人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对国内外存在强制性规定，将直接适用强制性规定。”这是我国首次从立法层面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中的强制规则(即国际私法上的强制规则,两概念在下文中将交替使用)予以认可, 一、 适用于外国民事关系法律的强制性规则的范围 (一) 强制规则在国内法上的地位 国际私法上的强制规则制度来源于欧洲。19世纪德国学者萨维尼在提出“法律关系本座说”时,将强制规则作为国际私法多边选法体系的例外,并坚信此类规则终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亡。然而,萨维尼的“预言”并没有出现。近几十年来,随着欧洲“福利国家”的兴起,一国为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在国内法上制定越来越多的强制规则。而为保护国家重要利益,这些强制规则需要扩展适用于涉外民商事关系中。但是,这些国内法上的强制规则如何撇开传统的冲突规范,直接适用于涉外民商事领域,传统的国际私法法律适用体系对此却无能为力,需要在理论上界定这类强制规则在国际私法上的地位和作用。法国学者弗朗西斯卡基斯对此作了充分研究,提出了“直接适用的法”理论,从而引发了对强制规则制度的诸多讨论。而在立法上,强制规则最早在1980年《欧盟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罗马公约》中得以确立,进而影响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海牙国际私法会议2013年通过的《国际合同法律适用海牙规则》(以下简称《海牙规则》) 然而,对于何为强制规则,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观点。 国内法上的强制规则与任意规则概念相对应。任意规则允许当事人自行选择是否适用,当事人也可以协议改变法律的既有规定;而强制规则通常被理解为那些不能被当事人通过协议减损,如有违反将受法律制裁或导致行为无效的法律规则。 国际私法上的强制规则,是指在国内法上那些可以排除根据冲突规范所确定的或根据当事人所选择的准据法而在涉外民事关系中得到直接适用的法律规则,它意味着国内法上强制规则的跨国适用。国际私法上的强制规则概念又被称作“直接适用的法”、“警察法”、优先性强制规则和国际强制规则等。 然而,世界上任何国家并不存在一个被称作“强制规则”的部门法,其散见于各个法律部门及单个法律文件之中,因而,这些强制规则的内容和范围是不明确的。因此,《海牙规则》没有对强制规则的范围作出解释,其只能赋予一国法院根据本国具体情况予以确定。那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中的强制规则存在于哪些法律规范中? (二) 在适用《外国人民事关系法》中，强制性规则的范围 1. 是否包括单边冲突标准？ 国内法上的强制规则既存在于实体规范中,也存在于程序规范包括冲突规范中, 2. 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有以下 我国《法律适用法》第4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是专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狭义的法律,还是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广义上的法律?根据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的规定:“当事人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该合同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该款规定,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中强制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规避,从而可以在涉外民商事关系中直接适用。2013年开始实施的《解释(一)》第10条也明确将“强制性规定”的范围限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规定。可见,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中的强制规则应当仅限于狭义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的规定。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首先,在国际私法上,强制规则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严格限制,如果将强制规则的范围放得过宽,无疑会极大地减损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这显然与国际私法中日益扩大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发展趋势相悖。其次,强制规则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中可以撇开冲突规范而直接适用,因此,过多的直接适用的强制规则的存在无疑会减损冲突规范的作用,从而加大法律适用的单边主义倾向,有违国际私法双边主义的历史潮流。最后,强制规则制度目的在于使得那些旨在保护国家重要利益的法律规范能够在涉外民事关系中加以适用,一般而言,对于需要保护的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因为其对一国十分重要显然已经规定在狭义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因此,从这方面来讲,不宜将强制规则扩张至更为广义的法律范围。 3. 强制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传统观点认为,国际私法基于国家主权原则,认为公法具有严格的域内效力,因而排除刑法、税法等外国公法的适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对社会领域的权利和社会福利的关注,导致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使得其在公法领域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规范,期望在这些传统上只体现私人利益的领域内凸显和维护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使相关的国家政策得以体现,这些法律规范已经深入到许多民商事法律关系中。 对于我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