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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中的圣愚形象分析 神圣的愚蠢文化源于人们的愚蠢和愚蠢。这些行为被基督教的隐性实践所改造成神圣的信仰行为。在文学和哲学的阐释下，一般生理现象发展成为社会现象，形成了影响个人性格的文化形式。我国著名学者王志耕认为，圣愚文化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主要构成元素。作为文化生活中的实践性行为，圣愚文化渗入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构成与其伦理规范中，并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因此，在临摹表现俄罗斯人存在的文学中，圣愚文化赋予了俄罗斯文学独特的精神品格、形式品格和生命品格。在圣愚文化框架下深入探究理性主义与“人神化”、“罪”与“罚”、“疯癫”与“救赎”的俄罗斯作家是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中充斥着非理性表达、神秘主义以及宗教思想。在小说《白痴》中，作家以东正教圣愚形象为原型塑造了“白痴”梅什金，通过故事情节展示其忍辱施爱之举，以此阐述虚己（кенозис）救赎的东正教教义。 一、 对圣闲的救赎—圣愚形象的塑造及其必要性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白痴》的手稿中曾论及创作初衷：创造人间基督的形象。然而在写作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相互冲突，无法和解。梅什金不可能在彼得堡堕落的上流社会中保持基督般全善的神性，世俗无数次涤荡着代表绝对美好的梅什金的观念，娜斯塔霞遭遇的“恶”令他无法被塑造成全能全善的基督形象。为此，作家最终选择将其塑造成折中了神性和人性的圣愚形象。俄国对圣愚的崇拜和信仰沿袭了拜占庭文化中的宗教行为神圣化，西方文化中圣愚只代表苦修的僧侣，但在逐渐本土化的东正教中圣愚成了集“疯癫”与“圣洁”于一体的地位卑贱人的形象，这些人是将疯癫行为与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的代表。美国著名斯拉夫学者埃娃·汤普逊（Ewa Majewska Thomspon）认为：“圣愚法规由五组二律背反概念组成，即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崇拜—嘲讽。”（汤普逊，1998:26）这几组双重概念在俄罗斯文学中得到充分阐释。俄罗斯作家塑造的圣愚人物中包括广为人知的梅什金公爵，他是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的主人公。小说开场便说明，这位公爵是一位从瑞士回国的癫痫病人。寒冬时节，他身穿一件斗篷，随身一个小包裹，试图去彼得堡投靠素未谋面的远房亲戚。在由华沙开往彼得堡的火车车厢里，他与暴发户罗果仁一见如故，听说了娜斯塔霞的事情。在其他人眼中，梅什金是个不谙人事、缺乏生活常识和自理能力的“白痴”。可他的愚钝和笨拙丝毫未影响其受人尊敬的程度，甚至娜斯塔霞将自己是否嫁给加尼亚的决策权交给他。梅什金的愚钝举止表现了其原始质朴的博爱之心。他第一次看见娜斯塔霞的照片时，未在意她的姘头身份，而是不禁感慨道：“多么奇妙的容貌！……她的命运一定也不寻常。从脸上看好像挺快活，可她的经历痛苦得可怕，是不是？……这张脸的主人自尊心很强，强得可怕，但不知道她心底是否善良？但愿善良就好！这样一切都可以得到弥补。”（藏仲伦，1996:41）得知娜斯塔霞的身世后，他以仁爱之心和怜悯之情对待这个别人眼中的荡妇，并将其视为被拯救的对象。不仅如此，对每一个身份低微的小人物他都抱以同情和善意。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一系列描写圣愚形象的作品，其中小说《白痴》是最能体现圣愚特性及其必要性的作品。小说《罪与罚》《少年》《穷人》《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群魔》中都出现了与代表非理性的神人相对应的代表理性与知识的“人神”人物。“神人的原则是虚己，通过虚己使人意识到自身的神性存在，从而获得启示，归于上帝。而人神的原则是自我主宰，而自我主宰的前提是人掌握了超越上帝的理性，也就是知识。”（王志耕，2013:103）“人神”们相信知识能够改变世界，他们仅信任理性与逻辑。作家经常将这类人物刻画成疯狂偏执的学者，甚至称其为“无信仰者”，文本中常出现无信仰者与基督争辩的场景。此类场景几乎没有出现在小说《白痴》中，尽管作品中出现了与理性沾边的人物伊波利特，但这个人物更多代表着虚无主义。《白痴》中信仰与理性的话题看似被无限淡化，却又无处不在。圣愚对于痛苦的悲悯表现为本体论层面上的叙事，甚至是一种“独白”，作家的声部与主人公的声部交融，产生同频共声的效果。 面对信仰缺失和道德沦丧的现实主义世界，作家将拯救世人的重任与期望托付给基督。在他看来，基督是为人间降下天堂的唯一方式。于是，小说《白痴》中宏观叙事、主题和人物设定都突出圣愚形象。首先，无论《白痴》文本中有多少种对话立场，上帝都永远处于支配地位。纪德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次谈话》中指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无论是复调还是狂欢，分分合合最终都划归于信仰之中，上帝是其小说世界中永恒存在的权威，对上帝的真诚信仰和一心向善永远是问题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多藏在圣愚身上。其次，关于“罪”与“罚”主题，作家认为人类的本质并非原罪，而是神性。于是，他在充满罪恶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