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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秩序的解构精神生态学视野下的乡土书写阿斯塔菲耶夫乡土小说创作论 阿斯塔菲耶夫是俄罗斯地方小说的杰出代表。他的地方小说在俄罗斯和世界文学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出版于1976年的长篇小说《鱼王》在1978年获得苏联国家奖，中篇小说《最后的致敬》，以及短篇小说集《树号》等多部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他对我国作家张炜、阿来，甚至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创作都产生过影响。刘醒龙甚至把他的《鱼王》誉为“书写乡村的典范”“关于乡村的圣经”，并将之称为“曾经影响一批堪称精英的当代中国作家审美倾向的俄罗斯同行”。 “精神生态学”是“生态学”开启人文转向后出现的一个重要概念。1866年，海克尔（Haeckel.E）提出了“生态学”这一概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端于生物学的这门学科，开启了明显的人文转向。生态学从严格的生物科学变成了蔚为壮观的一整套知识，它将地理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甚至是神学等各类学科囊括其中，涵盖了所有已知的学科，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学科。在俄罗斯，生态学的概念变得愈加宽泛。莱梅尔斯（РеймерсН.Ф.）在《生态学——原则和构想的理论、法则、规则》一书中指出：“在知识史上还没有一种现象和反映这一现象的概念会渗透到全球规模，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而‘生态学’的概念如今就达到了这种全球规模。” 阿斯塔菲耶夫的乡土小说书写，恰恰是透过自然生态恶化的表象，揭示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生态危机。作为一位“新根基派”作家，乡土、人民和宗教信仰始终是他关注的核心。承载着道义与传统的故园、作为精神秩序守护者的乡民、团结和谐的聚合性生活模式、精神原乡的传统信仰，是乡土秩序的四个核心要素。乡土秩序的解构，成为自然生态恶化与人的精神生态出现危机的核心症候。 一、 《红字》中“人神论”的现实化表达 俄罗斯特殊的地貌景观，俄罗斯人固有的自然崇拜，许多世纪以来一直谱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篇章。在阿斯塔菲耶夫内心深处，西伯利亚不仅仅代表着自然本原，更是他的精神原乡。奔涌澎湃的叶尼塞河并不只是自然景观，而是宇宙的生命之河。这里的奥夫相卡村、鲍加尼达村，是故园，更是孕育、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乡土；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亲睦和顺的典范，是人类童年的象征。 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后，为了在经济上赶超西方国家，苏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工业化、城市化运动，生态问题随之出现。20世纪60年代对西伯利亚的大肆开发，致使这里的自然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生态问题愈加凸出，而支配这一切的是俄式的现代性逻辑。由于俄罗斯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土壤，其文化中浸淫着东正教精神，使得其现代性逻辑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表征为一种“人神论”的现实化。“人神论”中的“人神”与“神人”相对，不再推崇生命的圣性，而是追求一种不受上帝规约的自由。在行为上，他们表现为一种对于上帝权力的僭越，以突出自己的主体性。依照这种俄式现代性逻辑，自然不再是充满圣性、可以完善人性和人的道德价值的上帝造物，而是作为世界主体的人征服、控制的外在实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关系，因而被彻底瓦解、解构。 苏联在大肆开发西伯利亚的同时，在叶尼塞河上建起了为数众多的水电站。随之出现的水库储量惊人，但水又深又冷，就是太阳暴晒，都无法将之变暖，人们因而放弃了下河游泳的念头，更无法与大自然亲近。由于整条河流被发电站控制，河水始终无法平静，在数度涨落之后，河岸垃圾遍地，水草杂生。人们为了获利，用硝氨炸药炸鱼，致使礁石遍地、河道阻塞，河水也继之变成了一潭死水。河流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致使一些鱼类远赴其他水域，一些则从此灭绝。《图鲁汉斯克百合花》所描写的就是这样的景象。小说中描述的水域，曾经鱼儿成群，但当作家行至此地，朋友巴维尔·叶戈罗维奇想在此捕鱼款待他们一行人时，却无功而返。同样，为了建造水电站，一些村庄和墓园纷纷“葬身”水底。小说《水下公墓》写到，为了造海漫溢工程的顺利进行，政府部门不惜人力物力铲除树木、拆毁房屋，将承载着乡土记忆的村落付之一炬。小说中的里亚达公墓被沉于深水底，祖先的累累白骨化为鱼儿的口中之食。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与传统记忆被暴力阉割，人的神性基础被无情撼动。面对种种不堪，阿斯塔菲耶夫禁不住感叹：“可是何年何月我们才能学会不仅仅向大自然索取——索取千百万吨、千百万立方米和千百万千瓦的资源，同时也学会给予大自然些什么呢？到何年何月我们才学会像操持有方的当家人那样，管好自己的家业呢？” 人类在破坏自然、破坏生态环境，并不断满足自己膨胀的物欲的同时，甚至对“鱼王”这一人类信仰的化身举起屠刀。小说《鱼王》中的“鱼王”，是一个具有概括性意义的象征性形象，该形象与神话密切相关。这一点首先在作家对于它的描述中可见一斑：“这条鱼不仅大得离奇，而且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