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取证技术在检察中的应用新式取证 助力首例英烈名誉公益诉讼.docxVIP

区块链取证技术在检察中的应用新式取证 助力首例英烈名誉公益诉讼 2019年9月的下午，一个人用了一块小邮票，吸引了很多人的愤怒。一时间，无数网友群情激愤，纷纷声讨，要求有关部门严惩此人。 经调查，瞿某某在网络平台公开销售侮辱、诋毁英烈董存瑞、黄继光的贴画及其他产品。 为了做好存证和取证工作，检察官利用眼下最热的区块链技术攻破相关技术难题,使得案件得以顺利起诉。 据统计，类似案件并非个例，检察部门利用区块链技术工作渐成趋势。区块链技术在检察业务领域存在着广泛的应用空间，必将影响着检察办案理念和模式的变革。 区块链技术让案件“真”起来 2019年10月28日，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对瞿某某侵害革命英烈董存瑞、黄继光名誉的行为，依法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该案是全国检察机关首例向互联网法院提起保护英烈名誉的民事公益诉讼案。“多亏有了检察区块链取证设备,让我们提取证据更为方便,起诉起来也更加自信。”对于该案的顺利起诉,该院检察官朱堂军表示区块链取证技术功不可没。 朱堂军表示，此案中,瞿某某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和销售侮辱、诋毁革命先烈董存瑞、黄继光的贴画,通过网络传播和销售，事实清楚，但如何固定证据成了一道难题。 由于传统的录音录像设备,无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剪辑、篡改的问题,在证据使用上,就需要检方“自证清白”。 为了更好“自证”，办案过程中，检察官利用区块链技术固定了互联网电商平台商家的侵权证据,向互联网法院提交了经区块链可信认证后的证据,为该案顺利起诉打了下基础。 记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该案只是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应用区块链技术的案例之一。自今年年初至今,该院已使用区块链取证设备取证达100余次。 检察官们为何会如此“倾心”区块链取证? 2016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对检察机关使用的电子数据提出了严格的审查标准。在该标准下，检察机关使用的电子数据必须经过相应的中介机构公证来推定电子数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这说明，传统的检察业务和案件审理，光确定证据真实性和完整性上，就需要依赖第三方机构，这无疑让案件审理牵扯到的部门和人变多，案件审理起来也既缓慢又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则很好地给案件审理进行了简化和提效增速，而“检察区块链取证设备”这样的高科技设备也便应运而生，备受检察官们青睐。 “‘检察区块链取证设备’外观像一部较大的手机,可以拍照,也可以摄像,最大的功能是它能为电子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区块链认证,相当于一位可信透明的电子见证人。此外,它还能自动生成包含时间、地点、数据格式、校验码等取证要素的取证报告,相当于一位客观全面的电子书记员。电子证据所有的改动,哪怕是图片被旋转,都会被一一记录在链。”一名参与设备技术研发的区块链资深技术专家表示，该设备的使用不仅确保了取证结果的客观真实，也能督促办案人员在取证中做到取证行为规范合法、公正透明。 “目前,我们利用区块链技术,还只是在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领域,下一阶段,我院将进一步联合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积极尝试应用区块链技术对电子证据进行验真,并将结果统一保存在区块链上,供检察院、法院办案人员审查案件时使用。用区块链技术保障刑事案件电子证据提取的合法性和审查的有效性,促进刑事案件证据制度的数字化革命。”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检察长介绍道。 区块链技术让办案更加高效 区块链技术不仅是检察官们取证的帮手，也是数据共享的高手。 2019年10月，由天津市检察院自主研发的“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首次实现了市检察院与市高级人民法院、市监狱管理局减刑假释办案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 记者了解到，在此之前，检察机关在办理服刑人员减刑、假释案件时，往往需要派驻监所检察官把纸质卷宗从监狱带到机关，再建案卡、录信息，既不安全，又增加了办案人员大量的事务性工作。 而现在，只需要监狱管理局通过政务网把业务数据传输到检察机关办案平台就可以了。一次案件录入，即可通过办案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同时，基于区块链技术，所有传输数据全部加密、全程留痕，而且不可否认、不可篡改，确保了案件办理过程中数据流通的安全性、真实性和完整性。 可以说，此次天津市上线运行的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使其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市监狱管理局各自独立的办案系统连成一体，开创了减刑假释网上报送、网上办理、网上监督、远程视频庭审的全新办案模式。 据天津市检察院官网消息，自2018年年初开始，该院就着手开展“区块链+”在检察领域的研发工作，并多次与市高级法院、市监狱管理局相关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共同推进区块链技术在政法机关跨部门大数据共享办案、公共检察服务等领域的应用。今年9月至10月，该办案平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