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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权的理论研究 数字出版权是指使用计算机技术复制作品，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形式。尽管在实践中, 数字出版权的流转和实施已经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学术界对这一权利的理论研究尚未深入展开, 特别是对数字出版权的权利认知还比较模糊。普遍意义上的数字出版被理解为传统出版活动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快速发展,数字出版权也具有了独特的法律特征。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立足于对数字出版权内涵和属性的思考,研究对数字出版权的认知和保护问题。 一、 数字出版权的涵义 数字出版权是与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相生的学理性概念。最初,对数字出版权的提法包括电子版权、网络版权、互联网出版权等,不一而足。直到2000年,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有关网络著作权的司法解释中,才将数字出版权概括为“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这成为数字出版权概念的肇始。 2001年修改的《著作权法》将数字出版权界定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沿用至今。因此,法律意义上的数字出版权等同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对数字出版权的狭义界定。然而在学理研究层面,数字出版权则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 广义上的数字出版权是出版自由理念在互联网领域的实践,是对利用互联网进行传播的出版权、 广播权、表演权、录音录像制品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所有权利的综合。学术界对数字出版权的学理性研究成果较少,在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我国学者分别使用了“数字版权” 与数字版权相比,数字出版权的提法更为恰当。我国学者赵文义认为,“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权是指学术期刊数字内容的网络传播权,也就是著作权法所界定的作者著作权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因此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权就应该属于作者的著作权中的一项权利”。 二、 出版权利的特性 数字出版在产生之初是依附于传统出版而存在的,不可避免地具有传统出版权的法律特征,如出版权利的专有性和出版内容的正当性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受权利主体和出版规律等因素的支配,数字出版成为相对独立运行的产业模式。对数字出版权所确认和保护的法律关系、主客体利益等也随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 1. 数字出版对“数精英”的改造 由于受到出版机构年度选题、出版计划及作品质量等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出版的话语权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数字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作品的创作更加“草根化”和低龄化,涌现出了大量有影响力的网络作家、网络大V和网络编剧等。在文学作品的数字出版领域,这种改变表现得尤为明显。据统计,截至2009年6月12日, 中国作家协会的个人会员人数为9301人 ; 2. 数字出版权的流转 数字出版权的流转是利益获取的内在驱动力, 权利流转的数量越多,速度越快,产生的收益就越高。数字出版权的领域涵盖了包括互联网期刊、电子书、数字报纸、博客、在线音乐、网络动漫、手机出版、网络游戏和互联网广告等9种业界形态。 根据授权权利数量的不同,数字出版权的流转可以分为单一型和复合型两类。权利转让和授权使用是数字出版权流转的基本方式。权利转让是包括对数字出版所有财产性权利的永久处分,属于复合型权利流转。授权使用则需要根据权利人具体授权的内容确定数字出版权的流转类型。出于竞争的需要,被授权人更愿意接受复合型权利流转,以获取更多的权利资源。因此,权利人在许可电影机构将其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时候,常常被要求同时转让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动漫公司在购买文学作品的动漫改编权时,也期望获得作品的游戏开发权等。 这种常态化的复合型权利流转方式促进了数字出版权客体的有机融合。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数字出版领域也存在诸如权利授权不规范等问题,影响了数字出版权的实现。这种情况要求思考数字出版权究竟应该通过国家机构全面干预管理还是事后纠错的方式来保护的问题。 三、 出版权的二元性 数字出版权的公权属性是由出版权的公权二元性所决定的。在私权公法化的背景下,公权介入到出版领域,对权利的流转和运行进行深度干预,使出版权在公法的领域具有了二元性。一方面,出版权是出版自由在宪法语境下的表述,受到宪法的确认和保护 ;另一方面,出版权也是国家赋予出版单位的专有权利,是出版单位从事出版活动的资格。 任何绝对的自由都属于“极端的功利主义”, 1. 数字出版权属于对个体表达自由的界分 数字出版权是互联网领域中个体表达自由的法律化。《宪法》第35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出版……的自由”,这是出版权在宪法中的规范表述。受立法技术所限,宪法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描述出版权的各项权能,而是将对权能的界分授予著作权法行使,并反过来规范和保护由著作权法界分的这些权能。 数字出版权的本质在于充分尊重和鼓励个体的表达自由,并利用技术手段,将表达自由的领域扩展至虚拟空间。首先,数字出版权颠覆了传统出版权所保护的对象。传统出版权保护的对象包括作品的内容及出版物本身,但在数字出版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