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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改造的立美与善统一 一、 罪犯道德信念与改造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监狱官员一直致力于从人员转变的目的。经过70年的持续研究，形成了以“重建人民”为中心的政策、政策、法律和制度。本文总结了工作程序、监督和教育改革的三个重要手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与国外监狱工作的交流，借鉴了西方监狱矫正工作的科学化的理念和方法，提出了一系列以矫正为核心的改造理念和方法，追求改造工作的“量化”“循证”“科学化”。应该说，这些成果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狱内安全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时下的改造也染上了一系列“功利主义”症候群。 一是改造目的上的功利主义:自古，中国一直是倡导社会本位的国家，然而在教育上，古人在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是很有智慧的，其把个体的人教育成为社会的人所用的观念非常先进。如《大学》中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二是改造过程中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改造的目的观必然导致功利主义改造的过程观。许多监狱在改造罪犯过程中，忽视了品德内化规律，否定罪犯改造的主体性，用规范宣讲取代心性修养的纯外铄过程是罪犯改造的主流特征。 三是改造结果上的功利主义:这是指在对罪犯改造结果的评定中只重行为后果分数量化的倾向。罪犯改造结果的评定是依据把罪犯改造表现进行“分数量化”的百分考核制。应该说，这种量化分考核机制的建立对于狱内罪犯行为的管控发挥了其他任何改造手段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也导致了改造的一大难题，那就是罪犯“为了分而分”的大量功利改造现象的出现。如果没有加分，罪犯就不愿改造了，谁拥有对其加分和扣分的权力，罪犯就听谁的。如果一旦失去减刑的机会，加分没有用处，罪犯改造表现立刻一落千丈。所以监狱民警觉得超短刑罪犯和超长刑罪犯非常难以改造。难怪乎会出现这样的案例，某罪犯在监狱服刑时改造表现非常好，经常获得奖励加分，但是回到社会后又因犯罪再次进了监狱。 功利主义的改造已经给监狱的改造工作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一些改造表现好的罪犯却因再犯罪回到监狱，造成了改造信度的丧失。甚至有些监狱基层民警已经不再相信罪犯能够改造好。伴随着改造信度丧失的另一后果是改造效度的降低。改造效果的改善有赖于罪犯道德信念的建立，而信念的建立单靠理性的说教或简单的行为训练均已在全球范围内被证明是难以奏效的。道德信念是统合了知、情、意各项心理品质的结晶体，其中内核部分是情感体验。罪犯在功利主义改造过程中缺乏道德内省精神，他们难以体味到道德的精神需求和道德情绪体验，一旦改造外在的动力(分数)失去，改造的精神动力就会土崩瓦解。 改造信度和效度的降低在监狱工作中的直接后果就是改造地位的下降。虽然监狱各级管理部门强调改造的文件不断，但监狱内从一线民警到监狱领导都心知肚明，监管安全和生产才是硬任务，改造则是软指标，可以虚以应付。什么时候功利主义改造被超越，什么时候罪犯体会到了改造的本性和精神特质，什么时候改造就会真正恢复首要地位。 二、 文化改造的目的:实现罪犯的“美的需要” 监狱工作者在对罪犯改造的探索中，已经注意到利用文化建设来克服功利改造的不足。从《劳动改造条例》的表述:“消灭犯罪思想，树立新的道德观念，对犯人可以组织他们进行适当的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到《监狱法》中的表述:“监狱应当组织罪犯开展适当的体育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和《关于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和实施意见》中“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文娱、体育活动，促进罪犯积极改造”，乃至《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中，监区文化建设专设一章，并提到了对罪犯开展适当的美育，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对罪犯的文体娱乐活动从“可以”到“应当”，从只言片语到后来出现专门的章节，可以看出文化建设在监狱工作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监狱工作的实践中，以监区文化建设、文体娱乐活动为载体的文化改造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并且伴随着中国古典文化的复兴，以“修心”“内观”“艺术”为项目的新的文化活动在很多地区的监狱内悄然兴起。 党的十九大以来，新时代“五大改造”的提出更是把“文化改造”提高到与传统的“劳动改造”“监管改造”“教育改造”并列的高度。如果说“文化改造”观念提出之前监狱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强调的是文化对于监管、劳动改造的补充和纠偏作用，那么“文化改造”观念的提出则是要求对以往功利改造的全面超越。 实际上文化一词在词源学意义上本身就包含了很强的教化、改造的观念。在西文中，文化的原意为“耕作”(cultivate-culture)，引申为培养教育，个人素养、社会组织等含义。在汉语中，“文”原意是装饰花纹相互交替，“化”表示引导从善，“文”“化”合起来表示政治教化。 人本主义心理学已经揭示出了，道德需要等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