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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看《印度之行》中的海外因素 《印度之行》是20世纪最著名的英国作家之一。m.m.消费品。这是家乐福两次印度之行的产物。1924年小说发表后, 因其描写英国殖民地印度的政治主题而受到广泛的关注,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印度之行》被作为一个反殖民的经典小说而被解读, 随着70年代后殖民理论的兴起, 人们开始从新的视角去重新解读英国经典文学作品, 《印度之行》再次因其小说的殖民主题而成为后殖民文学批评关注的对象, 国内已有数篇从后殖民批评视角评论《印度之行》的文章, 评论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马拉巴山洞的意象和穆斯林阿齐兹“东方”形象的描写上, 对小说中另一位印度形象的代表人物戈德波尔只是一带而过, 尚无人进行详细的分析。本文认为, 作为印度主要宗教印度教的代表人物, 印度徒戈德波尔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作者对戈德波尔形象的塑造有其深刻的用意所在。 许多评论家都在对《印度之行》的评论中提及了戈德波尔教授, 对于这一角色, 研究福斯特作品的英国评论家赫兹 (Judith.Schere Herz) 指出评论的意见不一:有些人认为他是个小丑, 另一些人则认为福斯特以这个人物作为福斯特“联结”思想的代言人, 小说中的戈德波尔及他所代表的印度教揭示了宇宙的真理, 他们认为福斯特在书中表现出印度教比其它宗教更接近宇宙的奥秘, 而这一点正是通过戈德波尔这个人物体现的。 戈德波尔教授的形象在小说中被描述为保守, 虔诚、神秘的一个人, 对他的描写与福斯特在印度的德瓦斯邦、昌德布尔邦的见闻有关。戈德波尔总体上显得高深莫测, 是比穆斯林阿齐兹复杂得多的一个人物, 当被问及小说中的戈德波尔是否在生活中有原型时, 福斯特回答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类似小说中戈德波尔的人, 戈德波尔是他创作出来的一个人物。 事实上, 作为一个无信仰者, 福斯特并不认为某种宗教可以解决人类的沟通问题, 印度教也不例外。本文将从后殖民文学批评的角度揭示, 虽然福斯特从某种角度认可了印度教存在的合理性, 但小说对印度徒戈德波尔及其所代表的宗教的描写并没能超越西方集体的殖民话语和东方主义思想, 作者思想的矛盾性与难以摆脱的殖民话语使得小说中东西方沟通的结局注定是分离而非联结。 福斯特对戈德搏尔的描写显示出了印度对西方人而言神秘的一面。在茶会这一节, 对印度抱有同情的英国人费尔丁邀请同样希望了解印度的英国人摩尔太太和阿德拉, 还有穆斯林阿齐兹、印度徒戈德波尔赴茶会。作者将戈德搏尔介绍给了读者, “老教授是个文质彬彬但又神秘莫测的婆罗门。”与单纯多话的阿齐兹不同的是, 他一言不发, “头不抬, 眼不看, 只顾吃啊、喝啊, 好像饿了很久, 偶然遇到了食物。”对他的外表, 作者把他描写为一个似乎是融合了东西方文明的人物:“戈德搏尔教授年事已高, 形容枯槁, 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 留着花白的鬓须。他的皮肤像欧洲人的一样白, 头上戴着穆斯林式的缠头巾, 看上去像一盘淡紫色的意大利通心面条, 上身穿着外衣, 里面衬着背心, 腰上束着围腰布, 脚上穿的是跟部织有花纹的袜子。脚上的袜子与头上的缠头巾恰好相配, 整个外表看上去倒显得比较协调—似乎他已经把东西两方的产品不仅从形态上而且从灵魂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看表情, 他总是心安理得, 从来没有什么烦恼。” 戈德波尔所代表的神秘对西方人来说是不被理解、不被欣赏的, 如同印度的一切。在茶会上他为大家唱的歌更是毫无美感, 令在座的人难以欣赏, “单调的歌声在人们的耳边反复作响, 很快变成一片嘈杂声, 使人难以捉摸, 这声音刺耳难听, 毫不明快。这是一种无名之鸟的歌声, 只有仆人们才能听懂。” 马拉巴山洞象征了东西方沟通美好开始的完结。马拉巴山洞的混乱、浑沌、神秘、不可知让西方人难以适应, 而戈德泊尔成为沟通失败中的一个环节。赫兹认为在马拉巴山洞事件中, 戈德博尔的不守时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灾难的原因。[3]如果不是他计算错了祈祷的时间, 他和费尔丁就不会错过火车, 所有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阿齐兹不会被指控为强暴阿德拉尔而被捕;阿德拉不会发生不幸的事件, 从而导致与罗尼婚约的完结;摩尔太太不会发生信仰破灭, 从而在印度洋丧生;费尔丁就不会被迫选择在印度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立场, 而最终离开了印度。在这里作者将沟通失败的原因归于东方神秘的马拉巴山洞和神秘的印度徒戈德波尔。同样, 费尔丁和阿齐兹友谊破裂, 产生误会的原因之一在于戈德波尔竟隐瞒了费尔丁和摩尔太太的女儿结婚的真相。在小说的情节中, 戈德波尔所造成的恶的结果远远大于善的一面。 许多读者发现很难喜欢戈德博尔这个人物, 他常常是以半讽刺的形象出现的, 他对许多问题支支吾吾, 并且显得很愚蠢。也许福斯特创造这个人物形象的目的在于表明戈德博尔无法为西方人所理解, 从而说明人类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