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结构主义比较研究.docxVIP

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结构主义比较研究 众所周知，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结构主义思想中，以索伦费尔维斯的语言为基础的结构主义分支以理论为基础占据主导地位。学界一般认为, 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西安·戈德曼 ( Goldmann) 继承自皮亚杰 ( Piajet) 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理论, 虽受到索绪尔传统结构主义 ( 戈德曼与皮亚杰称之为“Linguistic Structuralism”, 即“语言学结构主义” 一、 共时性的结构生成观 戈德曼曾表示, 其理论建立在对社会文化实际状况的考察 ( positive research) 基础上 作为人文社会思潮的“结构主义” ( Structuralism) 兴起于20 世纪50 年代, 在知识界一度蔚为“文化时尚” 皮亚杰在对列维- 斯特劳斯等人分别进行批判后总结道: 语言学结构主义的缺陷主要在于其所采取的共时性维度, 阻碍了对结构生成的有效阐释。他对人类心理认知结构建构过程的表述, 事实上表达出其以历时性方法考察结构动态形成过程的基本态度, 诚如某些学者所言: “皮亚杰……更重视结构的历时性发展。他所谓的‘建构’, 就是指结构不断改变和更新的进化过程。” 结构生成观与“集体主体”观, 共同构成戈德曼对语言学结构主义发起批判的逻辑依据。在谈及列维- 斯特劳斯、福柯 ( Michel Foucault) 及阿尔都塞 ( Althusser) 等学者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倾向时, 戈德曼抨击他们将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归结为抽象的结构作用, 而消解了作为“集体主体”的人在历史建构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 指责列维- 斯特劳斯只是“根据语言学模式来研究超历史结构的形式”, 福柯则将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局限于“疯狂和无意识领域” 二、 “历史结构”说 尽管存在差异与分歧, 但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方法仍明显具有某些语言学结构主义特征。有学者将语言学结构主义的具体实践方法归纳为对结构的整体性观照和共时性考察 整体性观念是语言学结构主义的重要特征, 这一观念认为: “ ( 实体的) 组成因素遵守一系列内部规律, 这种规律对实体及各组成因素的属性起决定作用” 戈德曼认为, 尽管任何形式的结构都形成于动态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中, 但对其内部形式的考察却依赖于共时性方法, 换言之, 只有在某个划定的静态时间片段内才能有效考察结构的内部形式: “历史是结构过程 ( structuring processes) 对象, 这些过程必须在建立起某种模式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研究”, 同时“共时性方法是开始进行研究时必须采取的手段” 三、 作为“语言”的意识形态 语言学结构主义在被作为方法论时, 强调从共时性角度、通过“语言”/“言语”的二元格局途径来审视结构的内部形式。戈德曼对在分析结构形式方面共时性方法的肯定, 为其发生学结构主义采取“语言”/“言语”的二分研究方法奠立了逻辑基础。 “语言”/“言语”的对立实际为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的对立, 这组对立是所有结构主义的理论关键:“语言/言语二分法是索绪尔为结构主义提出的一个最根本的概念, 可以说, 承认这个二分法, 把这个二分概念用于自己的学科, 就成了一个结构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语言”/“言语”二分法时有运用。例如曾对结构主义方法青睐有加的伊格尔顿 ( Eagleton) 提出, 作为文学“语法” ( grammar) 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够生产文学语言 ( speech) 事实上, 在戈德曼以发生学结构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文学社会学中, 同样体现出对“语言”/“言语”二分法的应用。戈德曼将由诸多群体构成的社会阶级所具有的统一集体性心理结构称为“世界观” ( world vision) , 指出世界观是一种“能够团结一个社会群体 ( 多指社会阶级) 的所有成员制衡其他社会群体的所有观念、情感和感受” 戈德曼重点考察了拉辛一系列具有“明显的冉森教派特征” 据考证, 拉辛本人正是一名冉森教派成员, 同时也是穿袍贵族的一员 当然, 拉辛的三部剧作所分别蕴含的三元结构, 在其具体主旨倾向上截然不同。作为“拒斥型戏剧”的《勃里塔尼古斯》, 依据“菲斯大神”—“尼禄”—“朱妮”, 即以朱妮“对菲斯大神的敬畏”和“对尼禄求爱的拒绝”为基本结构, 推动戏剧情节的具体叙述; 而作为“突转与承认型戏剧”的《费德尔》, 则依据“太阳神/米诺斯/奈普顿”诸神—“伊波利斯”—“费德尔”, 即以费德尔在对“神祗的信仰”和“对伊波利斯的挚情”间的两难处境为基本结构, 展开费德尔谋杀伊波利斯的戏剧情节。两剧的结构所蕴含的对待“世俗”问题的态度截然不同, 直接导致了戏剧情节向不同结局发展。这一现象归根结底是由冉森教派集体性心理结构 ( 世界观) 的变化导致拉辛心理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所致, 同时也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