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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制度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宋史》是指第一页的历史理论。 —霍姆斯 《宪制问题: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以下简称《宪制问题》) 一书的写作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 其实只是通过一些历史常识, 努力展示了古代中国这个政治文明体发生、发展和构成的独特性及其道理。我着重关注了制度。一些在历史上先后发生的制度, 通过人们的持续实践, 经纬交织, 从无到有, 构成也创造了这个中国。鉴于这些制度对于中国的构成功能, 及其在现实中屡次展开并因此得以印证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合目的性) , 它们一直为历代中国政治文化精英高度重视, 有所损益, 却长期坚持, 足可称其为“宪制”—可能和当下的理解无论在理论话语上还是实践形态上, 都非常不同。 这篇文字不重复书的内容, 只讨论一个方法论问题。因为这一研究涉及许多中国历史, 却力求成为一本理论著作。为何有此追求, 这种追求何以可能, 以及如何落实? 历史的个别人与个体 自打有了文字, 人类就开始按时间来记人记事, 记录的同时也一定要求理解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这些理解, 在相当程度上也会影响人们记录什么、不记录什么, 能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这甚至可说就是研究。 即使追求的记录客观真实, 这种记录\理解\研究仍会受到至少两个重大但不易自觉的制约。一是记录者以及同时代人对世间万事万物关联性的判断和理解。例如, 古人更多记录天象与政治的关系, 但今人通常不会。另一是受制于记录者的生命长度, 限定了可能进入记录者视野的人和事, 无论是其自身经历的, 或是了解前人的记录。这就会限制记录/研究者对许多人和事之间的相关性 (因果关系) 的理解和判断。例如, 司马迁记录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也了解这一决策对汉代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但司马迁不大可能预判或理解这一决定的重要功能之一, 或许是圈定了选拔政治文化精英的考试范围, 作为一项国家发布的鼓励民间文化投资的指南, 为多年后全国推行科举制奠定了社会基础。这一决策的宪制意义, 在我看来, 大大超过了通常认为“禁锢思想”的效果。事实上, 这个所谓的“效果”在更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更多是从“独尊”这个概念推出来的。 我也不认为独尊儒术的效果是划定考试范围这个说法就一定“真”。我只想借此来指出, 随着历史的延展、记录的积累, 人的视野有可能开阔, 人们对世界万物的关联会有更多新的猜测和想象。超越个体生命的时间跨度, 甚至超越王朝, 研究者在更大时间跨度中会重新理解历史。一旦如此努力, 便意味着必须弱化 (甚至完全不再) 以时间序列来组织自己看到、获悉和理解的事物, 而以其他结构和组织方式来记录和表述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这意味着研究者对历史更多的主观勾连、结构和塑造。 从《左传》到《史记》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在《左传》中, 时间是作者眼中一切人事的自然架构;作者对人和事的理解、分析、判断, 其中自然有他的世界观或理论, 但这一切都隐藏于编年史的时间自然序列中。到了《史记》, 具体的人和事仍按时序展开, 但时间的组织结构的功能已开始后撤, 司马迁更多是按自己认定的一些道理或事理来筛选、组织和表达他掌握的那些有关往昔的记录和信息。陈涉早年务农, 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一定很多, 不会只有“苟富贵, 勿相忘”或“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之类的。我甚至不相信他真的说过, 这顶多只是传闻证据。并且, 我还相信, 司马迁把这两句话写入《陈涉世家》, 不大可能是经他考证确实的;更有可能的是, 在司马迁看来, 这件事与陈涉后来作为秦末重要人物的行为和性格重要相关。换言之, 他认为陈涉应当说过这么一句话—因此有极大可能这句话是司马迁为了“刻画”陈涉特意编出来的。 因此, 尽管一直被视为历史学家, 司马迁明确表达的自身追求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这更像是一位注重经验的社会理论家的学术宣言。他似乎想尽可能抽身于日常生活情境和利害之外, 从“道”或“永恒”即类似上帝的立场和眼光俯瞰世事沧桑, 发现、理解并讲清其中的道理。在这种视角下, 历史, 无论有关一人、一家、一族、一国甚或全人类, 相对于人类数百万年的历史, 相对于“永恒”, 只是“若白驹之过隙, 忽然而已”。当挤干了或剥除了时间, 对历史的这种个人化理解和叙述, 自然就是一种理论。 我追求的也就是对历史中国构成/宪制的这样一种理解, 从现有历史记录中挤干或剥除时间。 为什么追求理论, 而不是坚守历史呢? 传统中国对许多问题的正当性回答往往就是回顾和叙述历史, “率由旧章, 不愆不忘”是中国人的古训。现代社会不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 在强调改革、鼓励创新的当下, 尤其是在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逻辑已重塑当代国人基本思维方式的社会氛围中, 这种曾经强大的基于历史事实的话语之说服力已大大弱化。今天人们也并非不理解并遵循“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