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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清陵外陵碑的文学特征 海关三墓是清朝海关的三祖陵墓。新宾永胜、沈阳福陵和昭陵。永陵位居关外三陵之首, 这里埋葬着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孟特穆、曾祖福满、 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 顺治十八年立四祖神功圣德碑;福陵是后金汗王努尔哈赤与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的陵寝;昭陵则是清太宗皇太极和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康熙二十七年康熙帝敕命增建福、昭二陵神功圣德碑。三陵神功圣德碑碑文大多运思深刻写状如绘, 短短一两千字高度概括了陵主的生平和功绩, 熔古铸今, 辞短韵长, 文学价值很高。本文拟对此作一描述说明, 并揭示其中一定的传播学价值。 一、 皇帝参治 三陵作为大清王朝的祖陵, 其碑文的撰写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钦命当时的文界泰斗创作, 皇帝御览后才钦定。这些先决条件决定了碑文的可读性和文学价值, 其文学特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局部与次要运用艺术加工新闻 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称传记, 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以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描写对象, 所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 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则可以运用想象或夸张, 作一定的艺术加工。 在明清皇陵中有许多碑刻, 其中以墓碑和功德碑为主, 分别伫立在明楼和碑楼中。墓碑镌刻皇帝的庙号、谥号, 功德碑则记述其“丰功伟绩”, 以作纪念。 (二) 夸张性的叙事手段 文学修辞是传记文学写作中必不可少的行文手段 。 夸张的叙述可以增加文章的生动性和吸引力, 是文章写作的一个重要手法 。 三陵碑文中夸张性的叙述可谓比比皆是, 有些甚至已经严重违背常识 。 如:兴祖直皇帝碑文: “ 迨予冲人, 承 中国文化中自古以来就有将帝王神圣化完美化的倾向, 尤其是由本朝所写的实录和碑文, 都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 隐恶扬善, 以求流芳百世。三陵碑文同样没能逃得这种窠臼。但如果单从文学层面来考量, 则碑文的夸张性不仅不为过, 反而很有必要。因为这实在碑文文体一种必要的修辞手法和行文的修饰手段。夸张的叙事增加了碑文语言的生动性和可读性, 更加烘托陵主的威仪和地位。这符合碑文简洁生动, 传颂纪功的文体功能和身份。甚至从更人性的角度说, 这也是康熙皇帝对先烈的一种缅怀和美好追忆, 对后代子孙勤勉治国的一种砥砺。 (三) 虚构叙述,选择性记录 仅利用文学修辞还不能完成碑文传颂纪功, 塑造陵主“高、大、全”的形象的功能, 因此碑文语言的形象性必不可少, 出现了一些出于形象塑造要求的对史实的虚构叙述和选择性记录。如:大清福陵神功圣德碑: “攻拔城邑, 严禁军士, 安辑居民。”大清昭陵神功圣德碑:“然每出师, 必谕诸将, 授以兵律。故师行, 虽严寒不入屯堡, 士卒死伤, 问不遗。” (四) 民国时期的神异情节 上述三方面只是碑文的行文手段, 碑文的情节性才是整篇文章出彩的主体。情节性是指叙事性文学作品中表现人物性格形成与发展变化的、一系列的生活事件的发展过程。封建王朝为了麻痹人民维护自己的统治, 总是竭力说明自己的政权的合法合理性, 往往借助神灵来充当“论据”。于是在史书和传记中编造出许多让人觉得“君权神授”的情节, 来说明自己当政的合理性不可置疑。三陵碑文中同样有很多宣扬帝王之相的神异情节。如:大清福陵神功圣德碑:“先是有望气者言:满洲将生圣人, 统一诸国。”“每当军行, 辄见五色云互天, 祥光四塞, 立奏钜功, 远迩翕服。” 二、 三陵碑文文学特征的起源 碑文的文学特征不是矫揉造作装腔作势, 它的形成是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 服务于政治需求, 同时也是陵主生平的真实写照。 (一) 表现韵律价值 首先, 不朽观念是人类一直以来的一个追求, 更为帝王将相所钟爱。《典论论文》中开篇指出:“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世。年寿有时而尽, 荣乐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无穷。”有一篇不朽的碑文来歌颂, 就能传颂天下, 流芳百世。要想在千字左右高度概括陵主的一生并加以夸张性的颂扬, 简单的平铺直叙肯定是不够的, 必然要求文字相当的凝练, 语言精准到位。而给帝王写碑文的, 更必须是当时文学素养深厚的大家来执笔才能保证碑文的质量和水平。 于是碑文的文学性和文学价值便自然而然产生了。 其次, 碑文传统的推动。我国墓前立碑有着悠久的历史。名副其实的墓碑始于汉代, 盛行于东汉。到了南北朝时期, 还有明文将墓碑作为陵墓制度加以规范。其中, 除帝王外, 文武官员也按品级规定碑首及基座式样。以后历朝都有不同的规定, 文武官员各按其制, 不得僭越。如此, 墓前立碑又成了私有制度下一个人身份地位等级差别的一种标志。早期的墓碑, 碑上仅镌刻墓主的姓氏族属而已, 后来逐渐丰富起来, 刻上墓主人的籍贯, 生卒年月, 生平事迹, 主要成就并对其加以夸张歌颂, 演变成隐恶扬善、歌功颂德的“功德碑”了。 再次, “颂”本身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