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城市治安状况的异质性与同质性.docxVIP

社会转型期城市治安状况的异质性与同质性 社会大门阶段的城市公共安全状况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中央纪委委托地方纪委和统计部门在广州、湛江、韶关等9个市 (区) 进行的2006年党风廉政建设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犯罪与社会治安”排在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二位 (占调查结果的33.54%) , 仅次于“医疗制度改革”问题 (占调查结果的47.39%) 。 社会转型期, 城市治安状况复杂性、异质性较大。不同类型城市, 治安状况可能有所不同。同一类型城市, 治安状况有时也相差较大。即便在同一城市中的不同区域, 治安状况也有所不同。城市治安状况虽然存在不少差异, 但也存在不少共通点, 正是这些共同的宏观因素决定着城市治安的走向。本文主要从社会要素 (形态与自由度) 、政社关系要素 (社会控制效果) 、人口要素 (数量、密度及流动性) 、经济要素 (发展水平和阶段) 、管理要素 (治安防控水平和力度) 等五个方面, 探寻并论述这些宏观要素是如何影响城市社会治安的。 自由与秩序的高水平动态平衡状态尚未建立 一般而言, 社会转型方向决定着治安运行方向。在威权社会向自由社会转型的过渡期间, 政府对社会控制力度的下降会导致违法犯罪率上升。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市均沿着这一转型方向运行, 因此治安压力普遍增大。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政府公共管理模式也逐步转变。民主管理、科学管理、健全法制、优化资源配置、鼓励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等成为公共管理改革的主导方向。其结果是, 我国正由静止封闭、严格管制的威权社会逐步向流动开放、适度管制的自由社会转型。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 治安与社会性质的联系相当紧密。在朝鲜、古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等威权社会中, 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强大有力, 整个社会相对静止封闭, 治安状况也比较良好。反观欧美等成熟典型的自由社会, 由于注重弘扬公民权利保护、受“有限政府”宪政思想的影响, 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受到各方面力量的约束, 因而社会控制相对有限, 治安状况也普遍复杂。 从自由社会与威权社会的法律精神来看, 自由社会对“犯错”的容忍度一般高于威权社会, 这在客观上也会引发违法犯罪率上升。自由社会鼓励创新、主张探索, 奉行“法无禁止可视为默认允许”的私法精神, 对“犯错”的容忍度较高。政府与民众都明白, 活力、探索、错误、责任是自由法制社会的基本要素。要保持社会活力, 就要允许探索与创新, 探索与创新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错误, 也可能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自由社会不是要消灭错误, 而是要通过法律将错误与责任统一起来, 实现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威权社会的良好秩序是靠“拒绝错误”、牺牲活力、僵化守旧等为代价的, 是一种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的低水平静态平衡。由此不难明白, 即便是美英等自由法制社会典范, 也难脱犯罪问题的困扰, 其症结与社会性质本身有很大联系。 从上述角度分析, 只要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改变, 就难彻底摆脱治安问题的困扰。在低水平静态平衡状态被逐步打破、而高水平动态平衡状态尚未建立的过渡期, 社会治安可能会一度恶化。实际上, 自由与秩序、效率与公平等两难选择经常考验一个政府的立场与智慧。或许, 选择社会活力就不得不以牺牲部分治安秩序为代价。但是, 承认自由具有代价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放任不管, 相反, 这种代价的大小与轻重, 往往取决于相关政策的效力。政府应积极应对, 掌控这种代价, 使其不超出社会和民众的承受范围。 “以动制静”:政府困境的表现 一般而言, 政府与社会的博弈结果决定着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度。当前, 在政府与社会的博弈中, 政府丧失了之前在“动静博弈”中取得的战略优势, 因在“数量博弈”上的战略劣势而落于下风, 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 治安状况也出现了短暂、局部性的失控。 政府规模大小、能力强弱的选择, 曾引发国内对政府模式的争论。理论上讲, “小而强”的政府是既经济、又有效的政府形式, “大而弱”的政府是最不经济、效率最低的政府形式, “大而强”、“小而弱”则是经济性与效率性居中的两种政府形式。我国政府的改革也在努力实现从传统 “大而强”的政府模式向现代 “小而强”的政府模式转型。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 政府规模精简了, 但代价是政府的控制力也下降了。在缩减规模的同时如何保持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 这一问题也影响着社会治安状况。 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是通过某些关键环节、“牛鼻子”来实现的。政府的规模再大, 相对于其要管理的社会对象来讲, 都是沧海一粟。政府对社会的管理, 要受成本、能力等因素影响, 不可能全时空地遍及每个社会角落。政府总是通过对社会个体、组织的关键环节的管理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 从而事半功倍, 四两拨千斤。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相对静止封闭的环境下, 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