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诗词中的超旷精神.docxVIP

论苏轼诗词中的超旷精神 清代陈廷鼎在《白雨斋》一诗中评价苏轼。”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春，是苏轼谪居黄州的代表作，看似是记录一次偶然遇雨的经历，实则将诗人从政治失意到苦中作乐的人生境遇，从苦闷隐忍到超然旷达的心灵苦旅都做了极为精辟的诠释，表达了诗人身处逆境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情怀和旷达心胸。王水照先生(2016)认为这首词“是诗人坦荡旷达的人生态度的自我表白”。 一、 “闲者”：安适自我的部分体验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 “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不仅没有避雨，反而故意放慢脚步“徐行”，不仅徐徐漫步雨中，还要“吟啸”放歌。这份拥抱风雨，畅快享受的态度，与同行之人的狼狈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反而“独不觉”风雨之困扰，更是平添了一份享受自然的独特体验。“江山风月，闲者便是主人”，谪居的苏轼转而化身恬淡平和的“闲人”，做起了山河明月的主人，安享自然风月之美。他“御风而行”，逆流而上，通过怡情山水、往来民间的方式排解政治上的苦闷失意，寻找心理上的平衡和安适，“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答李端书》)。诗人把“闲居”的生活过得潇洒自在，且“自喜渐不为人识”，惊惶的阴霾随之逐渐消散，心情也趋于明朗。 此所谓走向超旷的第一重境界：忘我以安适。尽力忘掉自我，把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自然困苦，以获得内心的安宁。“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肝胆，忠义填骨髓，真须谈笑于死生之际。”(《与公择书》) 此时的苏轼虽经历了仕途变幻，仍怀青云之志，虽生活窘迫，却不沉沦颓废，诗人于困顿之中选择既来之则安之，他努力适应环境，消解不适，沉淀心情，等待时机，以寻找解脱和方向。 二、 以苦为乐，乐乐兼忘 如果说上一句诗人处于尽力消解自然之困苦的心境中，那么下一句诗人就开始关注内心，努力筑起一道精神堡垒，以化解心中的烦闷与执念，走向平静与洒脱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诗人凭着“竹杖”“芒鞋”的简单装备，竟走出了比骑马更加轻快、潇洒的步伐。这仅仅是诗人聊以自慰的说辞，还是超凡脱俗的洒脱?很显然，“竹杖芒鞋”摆脱了对“马”的依赖，诗人反而觉得身心愉悦，步伐随之也无拘无束，随性自由多了，心态也趋于从容淡定，乐观强大。“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与子安兄书》) 黄州的第二年，苏轼在朋友的帮助下得“故营地数十亩”，又在坡上筑有“雪堂”，开启了“躬耕东坡，居于雪堂”的农夫生活。苏轼以“只渊明，是前生”自居，渐渐陶醉于田夫野老的生活，这不仅解决了自己和家人的温饱问题，也让诗人感到了“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与子安兄书》)，以至于“我今忘我兼忘世”(《哨遍·为米折腰》)，产生了简单宁静的隐居生活“胜”过裘马轻肥的官场生活的想法。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经历了眼前的风雨，诗人感觉“一蓑”便足以无惧任何风雨了。所谓人生的风雨，无外乎个体主观上对功名利禄这些身外之物的执念，如若抛却内心的矛盾与执念，便可向外界大声宣告，自己已经无所畏惧，敢于直面人生的各种风雨了。远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归于平静的田园生活，已然让诗人摆脱了“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束缚，看破了人生的荣辱得失，乐享于陶然之乐的自由，俨然进入了“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满庭芳·蜗角虚名》)的潇洒人生阶段。 此所谓走向超旷的第二重境界：忘物以自适。尽力排除外界干扰，不去“留意于物”，不为外物所累和支配，而是反过来抵御住一切纷扰和打击。这时的苏轼，不再执着于“致君尧舜”、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转而投向独善其身，以隐居生活度过余生的人生追求。 三、 不忘“不以好恶伤内身”—超然旷达，抵达精神之自由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春寒料峭的春风吹得诗人醉意全无，顿时感到山雨的寒意，山头西下的太阳却投来一缕暖阳迎接自己。这样的阴晴变化和冷暖对比一下子把诗人拉回了现实：政治舞台不也正如这阴晴难测、冷暖自知的风雨吗?虽然自己远离官场，深居乡野，却能享受自然之美和民乐之欢，这样的闲暇惬意时光不也是一种人生的馈赠吗?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借着“酒醒”，回头再看遇雨的地方，早已烟消云散，风雨全无。跳出现实的风雨，人生中所谓的“风雨”也好，“晴”天也罢，皆不过是心中“无差别”的幻象，何必苦痛挣扎，不如“物我相忘”，随缘自适，淡然处之。如果以庄子“齐之以无”的“无心之心”来关照自己的人生，任何风雨都不能影响和左右自己的意志，自己也可以做到“不以好恶伤内身”(《庄子》)，进入宠辱不惊、喜忧两忘的自由之境了。经历了内心的挣扎与锤炼，在蓦然回首那一刻，苏轼顿觉完成了灵魂的涅槃重生，“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