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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资料来源与思想倾向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作家和思想家。他所著的《史记》不仅是汉代学术史上的最重要著作,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经典,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 司马迁死义又上郡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史的家庭。《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氏世典周史。”其父司马谈(?—公元前112年),武帝建元至元鼎间(公元前140年—前111年)任太史公 司马迁的生年,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约在公元前145年至公元前135年之间。《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此下,张守节《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据此,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张鹏一《太史公年谱》、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等据此申说,颇为详尽。 司马迁幼年在家乡耕读,十岁随父亲到长安,曾从经学大师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向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二十岁开始漫游,到过今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回来后任郎中。又奉使出使西南,侍从武帝巡狩,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到处探访古迹,采集传说,考察风土民情,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其时,汉武帝欲东游泰山,行“封禅”祭天之礼。司马谈为太史令,应随从前往,而病于洛阳,发愤且卒。会司马迁出使返,在洛阳与父亲相见。司马谈执其手,泣而告之以发愤之故,将作史遗志郑重相告。司马谈说:“自获麟(《春秋》绝笔之时)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壹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予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司马迁俯首流涕,含泪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司马谈卒后三年,即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为太史令,他一方面参加侍从武帝巡祭封禅、改订历法等活动,一方面继承父亲修史的遗业,努力整理汇集保存在“石室金匮”即国家藏书室的历史文献资料。经过几年的认真准备后,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开始撰写《史记》。 当工作进展到最关键的时刻,一桩意外的事件发生了。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率兵与匈奴决战,最后兵败投降了匈奴。在当时人看来,李陵不仅败坏了“李氏世将”的家风,而且也丢了汉家朝廷的面子。而司马迁与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大一样,他很同情李陵,觉得李陵决不会向匈奴投降。为此,他触怒了汉武帝,被抓进监狱。这时,司马迁的许多朋友,竟没有人敢于出面营救,而朝廷中的贵戚显宦也没有谁肯出来说一句话。最后,他竟面临着三种无法抗拒的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甘受“腐刑”。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如果拿钱免死,起码得要五十万钱,这是一般“中人之家”五家的家产。司马迁既没有得到朋友的帮助,自己又官小无钱,因此用钱赎死的路对于司马迁来讲,几乎近于天方夜谭。结果,司马迁所面临的选择实际只有两种,要么去死,要么甘受“腐刑”。司马迁想到了死,但是最后他却选择了后者,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完成父亲的重托,实现父亲的遗志,是他得以生存于尘世的最重要的精神支住。受到腐刑,他要面临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但是,想到父亲的重托,想到刚刚开始的《史记》的撰著,他只能选择这样一条饱受屈辱的途径了。他在《报任安书》中说: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正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