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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经学与汉代楚辞创作 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体裁，汉代的赋役思想必然受到汉代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影响。汉武帝建元元年 (前140) 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以及建元五年 (前136) 置五经博士, 确定儒家思想为汉代正统的统治思想, 以至于衍化出汉代三百多年的经学发展历史, 就是此后汉代士人们 (包括辞赋作家) 具体生活的思想文化环境, 其对汉代辞赋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汉赋 (指汉大赋) 的兴盛, 就与武、宣朝的“崇礼官, 考文章”, “兴废继绝, 润色鸿业” 一 游猎天王大赋的创作背景 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将汉代经学分为西汉的“经学昌明时代”和东汉的“经学极盛时代”, 这是纯粹历史层面上的分法。就汉代经学运动本身而言, 分为三段更切合汉代经学发展的实际, 这就是:从秦汉之际到武帝时, 这是儒家经学登上历史舞台的预备期;从武帝到东汉章帝时期, 这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建立并不断发展的时期;章帝以后直至汉末, 这是古文经学渐盛、今文经学衰落、经学走向融合会通、乃至整个汉代经学衰微的时期。从汉代经学的运动过程来反观汉代辞赋的发展, 我们就会发现, 辞赋的创作与经学运动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武帝之前的汉代, 作为先秦重要学派的儒家虽然被逐渐的认可和受到重视, 但其他如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也同样在朝野广泛流传并产生影响, 甚至如从道家衍化出的黄老之学还曾一度成为汉廷的统治思想。受此多元思想文化的影响, 该时段的辞赋创作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首先受楚辞的强势影响, 许多辞赋采用了骚体的形式, 如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 淮南小山《招隐士》, 司马相如《长门赋》, 董仲舒《士不遇赋》, 刘彻《李夫人赋》, 以及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等, 都可以说写得情文俱佳。再从辞赋作品的思想内涵看, 《鵩鸟赋》无疑流露出道家思想, 就是枚乘《七发》的“要言妙道”, 应该说也有道家的影子。贾谊的《旱云赋》则表现出儒家仁政的主张。而东方朔的《答客难》则明显受到了纵横家的影响。另外, 此段辞赋作品内容多为抒发个人的思想感情, 其中士人的作品又较多为不受重用之感, 表现出相当的真切性, 这固然与楚辞的流风余韵有关, 更重要的是, 此阶段的士人既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即积极向王朝靠拢, 又有与王朝相对疏离从而表现出相对独立自主意识的一面。而这一切所形成的原因, 都与武帝“独尊儒术”之前的思想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汉武帝建元元年 (前140) 的“独尊儒术”, 建元五年 (前136) 的“置五经博士”, 建元六年 (前135) 诏举贤良, 董仲舒、公孙弘对策, 元朔五年 (前124) 为博士置弟子员等等举措, 使得重儒的风气笼罩朝野, 儒家思想 (当然是被改造后的) 成为王朝的统治思想。尽管武帝施政是“内法外儒”, “王霸之道, 杂而用之”, 但儒家所固有的“缘饰”功用却受到了武帝的格外垂青和利用, 于是催生了“劝百而讽一”的汉代游猎京都大赋, 并作为汉代辞赋创作的主流, 一直延续到东汉的中后期。著名的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 扬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 班固《两都赋》以及张衡《二京赋》等。上述大赋创作的具体背景不同, 所要表现的具体主旨也不尽相同, 而“劝百讽一”的基本模式是相同的。之所以会出现延续时间如此之久、数量如此之多、分量如此之重的游猎京都大赋的创作, 除了大赋本身因袭模仿的因素外, 此期间浓重的经学氛围, 应该是更深层的思想文化背景。这种创作状况与前一阶段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再作一点具体的考察, 还可以发现此阶段游猎京都大赋与经学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班固《两都赋》末附有五首诗:《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赋后附诗, 荀卿《赋篇》为其源头, 班固是最早的承继者。班固为什么偏选这种方式且又专选明堂、辟雍、灵台、宝鼎、白雉为吟咏对象呢?“明堂”, 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 祭礼、庆赏、选士等活动都在明堂举行。《明堂诗》的内容为颂扬尊天敬祖, 又特别歌颂光武帝配享列宗列祖。“辟雍”是古代天子的学校名。《辟雍诗》的内容与宣扬教育有关, 而核心是“孝友光明”。据《尔雅》:“善父母为孝, 善兄弟为友。”“灵台”, 周代的台名。《灵台诗》写皇帝登灵台乞求天的福佑, “三光宣精, 五行布序, 习习祥风, 祁祁甘雨”, 从而实现“屡丰年”。班固选取明堂、辟雍、灵台作为吟咏对象, 固然与崇尚古礼有关, 而且更是为了配合现实政治的需要。请看, 汉哀帝元寿二年 (公元前1年) 刘歆治明堂、辟雍, 著《三统历谱》。 如果以东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 讲论五经异同作为标志, 汉代经学逐渐进入古文经争立、今文渐衰、今古文融通的时期, 那么, 由此而至汉末, 以两次“党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