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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森论康德的非道德自由 康德提出了几个自由概念是他经常学习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康德仅提供了一个自由概念,即“纯粹理性有能力自身就是实践的” 在考察非道德自由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自由的本质。康德将自由与道德选择关联在一起。每一个道德选择都存在两个维度:由自身颁布的支配性原则,即道德法则,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的个人行动原则,即准则。其中第一个维度确保每一个道德选择在因果性及动机方面都与所有的自然欲望无关,也就是说,道德法则使得道德选择既不是机械地由在先的欲望产生,也不是由作为行动根据的欲望通过作用于我们的行为产生的。因此,康德认为“自由是这种因果性能够不依赖于外来的规定它的原因而起作用时的那种属性” 这些考察能够帮助澄清为什么非道德选择并不是自由的。对康德来说,幸福原则支配着非道德选择。幸福等同于由一系列的偏好的满足产生的愉悦感。非道德选择之所以不是自由,是因为支配这些选择的原则根源于我们病理学的本质。因此,一个特定选择是自由的,仅当它是自发的,并且仅就这种自发性来源于道德法则而言,它才是自发的。非道德选择不具有来源于道德法则的自发性,因此不是自由的。 然而,使得这个结论变得可疑的是,存在不少文本证据表明康德认为非道德选择中也有自由。例如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在考察一个行为主体在试图弄清楚什么能够使他幸福所面临的困难时,写到“如果他意欲财富,他岂不是由此会给自己招来许多忧虑、嫉妒和窥视。如果他意欲众多的知识和洞识,这也许会成为一种更急锐利的眼光,而使得现在对他来说尚属隐秘的但又不能避免的灾祸对他显得更加可怕,或者把更多的血药加给他那已经够他忙乱的欲望。如果他意欲长寿,谁向他担保这不会是一种长期的困难呢?如果他至少意欲建康,身体的不适还是多么经常地阻止完全的健康会使人陷入的放纵,如此等等。简而言之,他无法根据任何一条原理规定,什么东西将使他真的幸福。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无所不知。机智的命令……与其被视为理性的诫命,倒不如被视为建议” 康德使用“目的”概念的方式也表明,他认为在非道德领域内存在着自由。他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写到:“目的是自由任性的一个对象,其概念规定任性去采取一个行动。因此,每一个行动都有其目的,而且既然不自己使任性的对象成为自己的目的,就没有人能够有一个目的,所以,拥有行动的一个目的,这就是行动主体的自由的一个行为,而不是自然的一个作用。” 康德对实践自由的论述同样表明,他认为非道德选择也具有自由。对康德而言,实践自由有着不受感性冲动规定的那种独立性,换句话说,它意味着“人固有一种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迫而自行决定自己的能力” 亨利·E·阿利森基于其“结合论”观点,主张康德提供的是一个非道德自由的不相容性概念。按照这种观点,就欲求并不规定我的意志,除非行为主体允许它这样而言,一个行为是自由的。康德也告诉我们“任性的自由具有一种极其独特的属性,它能够不为任何一种导致行为的动机所规定,除非人把这种动机采纳入自己的准则;只有这样,一种动机,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动机,才能与任性的绝对自发性(即自由)共存” 对亨利·E·阿利森而言,一个非道德行为并不如一个由纯粹理性原则规定的道德行为一样自由。非道德选择的动机是病理学的,而且由病理学的原则所规定。然而,阿利森坚持认为,非道德选择在动机上对病理学根据的依赖性仍然能提供一种真正的自由。他说:“如果某一行为者的各种选择最终受到某种基本推动力或自然冲动例如自我保存或快乐最大化的支配,可以按照若干方式遵循这个原则而行动,但却不会违背这个原则,那么,该行为者在实践的(而非先验的)意义上是自由的。此一行为者在实践上是自由的,甚至在一非相容的意义上也是自由的,因为这种推动力或冲动所起的作用就是限制行为者的各种选择,而不是使一既定的选择出自因果的必然。” 按照这种观点,基于欲求之上的选择是实践自由的,但不是先验自由的。实践的自由独立于先前的感性因果性,因此允许行为在一种非道德意义上是自发的。至于非道德选择,阿利森写道,“理性行为者也不被认为是被最强烈的欲望以一种机械论的方式所规定。与之相反,只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行为被视为行为能力的表达,从而是可归因的,它们就被认为是包括着行为者的自发性的行动,由此,爱好或欲望是被当作或视为行为的适当基础” 下面我想指出这种阐述非道德自由的方式的问题所在。对阿利森而言,把动机纳入准则的行为是一种把欲求视为行动的理由或根据的自发性行为。这种行为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把自发性带入非道德行为之中。阿利森认为,“纳入”行为是能够赋予价值的创造性行为,行为主体把欲求视为行动的正当理由,并且这种“纳入”行为不是由感性所规定而仅受其影响。但是,欲求在什么意义上能被视为行动的正当理由呢?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对康德而言,答案是在幸福原则基础之上,欲求可以被视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