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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叙事的伦理与身体书写创伤叙事中的身体书写《宠儿》的诗学伦理解读 伤口是由如此痛苦的事件造成的。这种损害在创伤个体和集体中易于引起具有多重复杂特征的心理混乱现象,比如记忆与遗忘、讲述与缄默等矛盾心理特质的并存。与此相对应,“叙事建构过程中的创伤图景必然经历心理状态和意识形态场域内的变形”,如是,文本应采用怎样的策略才能恰当体现“创伤主体反思时叙事记忆的嬗变”?( 黄一畅,2015: 58) Hartman的看法回应了这一问题。当文本在试图描述创伤事件时,意象化是一种“基本的,必要的方式”,因为“创伤事件中的指示物很难被接近,剩下的就只能是创伤症状记号……,从而间接表现那些内容”( Mc Glothlin,2006: 12) 。换句话说,创伤叙事经常围绕创伤及其见证的问题,不断使用各种意象,生成意义繁复的隐喻,最终以迂回绕道似的,间接而隐约地指向暴力事件本身及见证后的创伤余波。尽管先前的文学研究已指出幽灵、尸体、疯子或失语/失忆的个体受害者都是创伤叙事中常见的意象,但是被奴役的,或者受体制压迫的、失去防御能力的身体作为基础意象替代创伤主体,如何以提喻的方式指涉创伤叙事中各个角色所遭受的暴力侵犯和所经历的惨痛事件? 这是先前研究很少涉及的话题。 从阅读者的角度来看,“因( 创伤) 见证而引发的伦理问题是固有的文学的问题”( Whitehead,2004:8) 。基于创伤主体的书面的或者口头的见证词而生成的创伤叙事调整了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创伤小说的阅读可以“被重构成一种伦理实践”。蕴含伦理意义的创伤小说创造了“暗中包括读者的见证集体,因此,阅读的行为构成了一种见证的方式”( Whitehead,2004: 8) 。见证了创伤的叙述者通过讲述创伤事件而表达了所有创伤中所包含的人类行为知识、价值体系和情绪能量,相应地,创伤小说的阅读者也在阅读进程中分享了受害者因痛苦而迸发的力量。《宠儿》是“创伤叙事代表作”( 陶家俊,2011:124) 。《宠儿》的文本一方面建基于后现代的叙述策略和创伤主旨,努力重构关于奴隶制的痛苦历史情境,另一方面试图传承非裔美国人对于奴隶制经历的记忆和教训,在现实框架中,希冀对于读者起到警示和告诫的作用。《宠儿》在建构历史创伤的叙述时,采用了多重的叙述角度和复杂的叙事策略,身体书写是其中很明显的一种写作策略。伤残和被遗忘的身体景象以隐喻的方式操作,间接地再现了产生压迫和破坏的奴隶制度的图景及其对于受害者的影响。通过对《宠儿》中的身体书写、创伤以及读者反应这三者关系的解析,如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身体叙事如何在读者的心智中再次重演创伤历史,使读者获得了哪些关于奴隶制度下的人类行为的知识? 另一方面,读者沉迷于过去的创伤经历之时,创伤叙事如何激起他们对创伤性事件及其价值进行反思,从而使得过去的经历对于现在和将来的社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1 塞丝带着于身体的“痛苦” 身体“通过它的外观、尺寸和装饰的属性对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行编码”( 杨劼,2007: 94) ,对身体进行考察时离不开特定的时空、社会意识形态和公共伦理。“身体的意象弥漫在意义的结构之中”( 杨劼,2007: 94) ,在《宠儿》的文本中,身体上的伤口、身体的残疾、身体上的记号以及对于身体的虐待等场景构成了身体书写的基本图景。文本中身体叙事构成的图景化进程照应了个体和集体在经历创伤事件前后受损害的心理状态的波动。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角色们个人所承受的身体伤痕是对所有奴隶受虐待情形的间接总结,身体书写重新建构了关于奴隶制创伤的事实和经验的边界。 在《宠儿》的开篇,塞丝提到“我后背上有棵树”( 莫里森,2006: 20) 。这棵“树”的意象指示的是塞丝的后背因学校老师、前主人及他的侄子之手而造成的身体虐待后的伤疤。尽管塞丝努力压抑创伤记忆,对于身体伤痕的书写仍然重构了从前的创伤回忆。身体的伤口因此加强了身体的能指意义,意味着另类的、未被编撰过的对非裔美国人的身体和心灵的种族入侵历史。Smith( 2007: 177) 认为,塞丝后背的“伤口的符号本质”显示了与她所经历过的痛苦的联系。伤口因为见证了历史的暴力,即使无须叙述,也使得从前的痛苦经历在当前清晰可见。这记号赋予了从前的压迫机制毋庸置疑的可见性,是补充说明内部创伤的外部索引。它既反映了伤口,又超越了伤口。塞丝后背的树也是身体的能指,它先于并取代( 超过或补充说明) 了创伤叙事的语言,同时展现了与创伤虐待的历史真实性之间的联系。 塞丝后背的树携带着种族主义话语的意象或记号,塞丝的身体并非小说中被莫里森赋予丰富意义的唯一的身体。相反地,关于身体的虐待和将身体当作承载虐待和创伤的编码书写的容器的指涉散见于整个文本。离散的身体叙述将传统叙事中刻意被隐藏的,沉默的创伤经历讲述出来,同时也放大了这些经历